香江邊上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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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文化和文明“在中國”的重建。“中國”不經意地從主語再次變成了賓語的修飾詞，從一個本身具有文明意含概念變成了一個地理概念。這種微妙的差別也許是由於金先生是社會學家，而斯科特是政治學家的原因。因此，如果我們想要恢復金先生用社會學概念過濾掉的政治色彩，那麼“行政吸納政治”的真正含義並不是單純的無條件的“精英整合”，而是港英殖民統治在殘酷鎮壓了那些希望當家做主而不服從殖民支配的反殖民主義者後，將那些甘心或違心接受殖民統治的精英或草根下層整合到殖民體制中。

金先生寫作這篇論文的七十年代（該文英文字發表於一九七五年）正是香港大學生運動風起雲湧的歲月，在先生執教的香港中文大學也不例外。一九七三年二月香港中文大學學生報刊《中大學生報》刊登了《誰在操縱著中大的命運》的社論，猛烈批評政府的大學資助計劃：“政府的計劃是如何實行殖民地統治的計劃！大學的計劃與活動是如何施行奴化教育、培養洋奴的計劃與活動；公正的專家意見是如何為英國老家打算、不認識香港現狀的洋專家意見。”更激進的批評指出，“殖民者不免豢養一小撮出賣人民權益、甘心幫兇的所謂‘高等華人’。在一般市民的眼光中，他們在政治上社會上的地位，無疑是‘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