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江邊上的思考

第5部分 (第3/4頁)

已在中國各地佈置好了它的文化傳播者。戰後，這些傳播者數量必更大增。究竟這種方法的要點是什麼？就是現代教育。日本在中國的教師甚多，在北京他們更在學校和大學裡控制了重要的職位。……與日本不同的是，我們缺乏一個廣泛的制度，和向一目標邁進的明確工作方針。……作為英國在遠東的影響之中心與泉地的香港，在教育中國人方面又怎樣？……香港所需要的是一所大學。……在香港設立大學，會成為一項帝國的投資，對於英國的繁榮來說，為此目標使用一筆公費是有價值的……如果我們不這樣做，正如一位皇室人物所說的：“二十世紀的遠東是屬於日本的。”（馮可強：《帝國大學：從歷史看香港大學的本質》，轉引自《香港教育透視》，206—207頁，下引此文只標明頁碼）三天後，《中國郵報》在社論中繼續鼓吹建立香港大學這項“國家投資”，把從事大學教育的人看做是傳播西方思想的小軍隊，創辦港大可以培養一批接受英國思想文化的“小英國人”。這樣的思想無疑激勵著身負帝國使命的第十四任港督盧押，他在一九○七年走馬上任後就尋找機會建立港大，並獲得英商大資本家的積極支援。

一九一一年，香港大學奠基。盧押在奠基禮上自豪地宣佈：“只要大英帝國一日代表帝國公理（imperial　justice），只要它的目標一日是哺育和教育英皇陛下的臣民，以及其屬地的鄰近國家的人民（指中國內地——引者），它便會不斷繁榮昌盛。……歷史會記載說：大英帝國的建立，是基於比領土擴張或國勢增長更高的理想。……當後世史學家評價東方世界發展時，他們會指著在地圖上只有一粒塵埃的本殖民地，形容它是一個產生了巨大影響的中心，它的影響力深刻地改變了佔全球人口四分之一的一個國家。”（208頁）第二年，香港大學正式開辦，盧押在開幕禮的演講中闡明瞭港大的兩個宗旨：一是“為中國而立”，即讓中國求學西方的人免受遠涉重洋、背井離鄉之苦；二是“溝通中西文化”。盧押的第一次演講是對英資捐款人說的，所以赤裸裸地宣揚帝國政治理想；第二次演講是對港大師生說的，自然要講文化交流之類冠冕堂皇的話。不過在演講中，他也隱諱地講道：“如果這間大學依照它的創辦者所訂下的正確方向發展，我懷疑在出席今次盛會的人當中，有沒有人深切瞭解到我們現在展開的工作怎樣重要；這間大學可能亦將會對中國的未來，以及中西關係（尤其是中英關係）產生深遠的影響。”（205頁）

然而，事與願違。就在香港大學奠基這一年，共和政制也在中國開始奠基。一九一一年內地發生了辛亥革命，緊接著就是“五四”的啟蒙救亡運動，中國的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同時展開，反英、反帝運動風起雲湧，港大“為中國而立”的目標徹底破產了。隨著香港經濟的發展，港大的目標開始轉移到“為香港社會服務”。一所面向全中國的帝國大學就這樣變成了一所名副其實的“香港大學”。但這沒有改變港大的殖民使命。用在印度推行英語教育最得力的麥考利（Macaulay）勳爵的名言來說：“我們目前必須盡力培養一個特殊階級，使之成為我們（英國政府）及治下廣大子民的傳譯者，這個階級，有印度人的血統，印度人的膚色，但有英國人的嗜好，英國人的看法、道德及思想。”（轉引自謝家駒文，51頁）這也就是香港大學的政治功能所在，只有培養出這樣的“小英國人”，才能被以“行政吸納政治”的方式參與到殖民統治中共同“搞好民族關係”。

香港教育的殖民本質必然是壓制中文教學，推崇英文教育。中文教育與英文教育之間的衝突，反映了香港文化主導權或主權的歸屬問題。這一問題在一九四九年之後變得更加尖銳。當時，馬克思主義在新中國已成為思想正統。錢穆、唐君毅等大批傳統知識分子湧入香港，他們心懷“為故國招魂”的文明使命，以為只有香港才能儲存中國文化的命脈。為此，他們於一九四九年創辦了新亞書院，隨後又產生崇基、聯合等書院，並提出要建立中文為媒介的大學。這樣的設想引起了要不要創辦一所中文大學的辯論。錢穆等人認為，香港應當是中國文化的教育中心，居於領導東南亞文化的地位，理應創立中文大學。一九五八年，張君勱等人在香港聯署發表《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全面闡述了復興儒學的思想。

起初，英國人反對創辦中文大學，並透過對財政和學位的控制，壓制中文教育的發展。但他們很快意識到，推廣傳統儒學教育可將香港人與內地意識形態隔離開來，使其成為抵制內地的文化武器。由此，港英政府轉變立場，推動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