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江邊上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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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運共同體”，而不是人為建構起來的國家，由此為中國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提供了無比強大的正當性。換句話說，香港迴歸在政治哲學上的正當性恰恰不是現代國家理論中的社會契約思想，而是歷史傳統的正當性，即香港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一部分。由此，“一國兩制”之“國”在制度建構上是反現代國家的，其政治哲學也是反現代國家理論的，而這種富有想象力的政治建構和政治思想恰恰來源於中國古典的政治傳統。

“寸寸河山寸寸金，侉離分裂力誰任？杜鵑再拜憂天淚，精衛無窮填海心。”晚清詩人外交家黃遵憲在甲午戰敗割地賠款之後，寫下了這些詩句表達中國人最強烈的愛國情感。二○○三年六月二十九日，溫家寶總理在香港出席CEPA協議簽字儀式後發表演講時引用這首詩，希望香港同胞以杜鵑啼血之情，熱愛香港，熱愛祖國，以精衛填海之心建設香港，建設祖國。二○○六年，宋楚瑜在清華大學演講之後，把這首詩送給中國政治精英的搖籃。二○○七年，溫總理又把這首詩抄送香港小學生，勉勵他們愛港愛國，建設香港，報效祖國。這首詩之所以能如此引發中國人的共鳴，是因為它集中表達了中國人的國家觀念。“寸寸河山”無疑就是country這個自然領土上生存的人們所結成的情感共同體。然而，中國人的愛國不僅是熱愛河山寸土，而更是以杜鵑啼血的摯誠關心著“天”，即政治主權者。“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

自然領土與政治主權透過儒家所推崇的自然情感紐帶有機結合在一起，形成了中國獨特的愛國情懷。黃遵憲曾經擔任駐日大使，親眼看到了日本明治維新之後的興盛與強大。他撰寫了《日本國誌》詳細介紹了日本富國強兵情況，呈送總理衙門後如泥牛入海。直至甲午戰敗，政治高層需要了解日本，光緒皇帝才注意到這部著作，並親自約談。黃宗羲給光緒皇帝推薦思路就是變法。什麼是變法？一言以蔽之，就是進行國家的現代化建設，透過民主體制把國家主權建立在民權之上，由此將國家主權深入到社會的每一個角落，加強國家汲取資源、人才和合法性的能力，同時也增加國家對社會的治理能力，從而將傳統國家變成一個現代國家，將country建構為一個state。由此，清末改革開始廢除對西藏實行的“一國兩制”，實現“改土歸流”政策（參見“香江邊上思考之七”）。戊戌變法失敗之後，黃遵憲作為新黨要犯罷官回鄉。至此他投身教育，寄希望於未來的學生。無論孫中山，還是毛澤東，都可以看做是黃遵憲的好學生。一九○四年，黃遵憲逝世的前一年，寫下了他生命最後的絕唱：“舉世趨大同，度時有必至。”

“一國”之謎：中國　vs。　帝國——香江邊上的思考之九

強世功/著 原載《讀書》2008年第8期

一九八二年撒切爾夫人訪問北京，香港人給予了高度關注。從馬島戰爭以來，香港人比英國人還要關心戰爭的每一天，人們爭相傳閱報紙上的戰況報道，試圖從中領悟自己的命運。他們甚至懷著隱隱的期待，夢想著大英帝國也能用武力來保護自己。當他們在電視上看到與鄧小平會談後的撒切爾夫人步出人民大會堂在下最後一階臺階時不小心跌了一跤，迷信的香港人似乎意識到，英國人在香港問題上輸給了中國人。此時，他們唯一的希望就是香港這隻“下金蛋的雞”具有的價值。正如林行止所言，香港人努力賺錢保持香港的繁榮，在此時就“多了一層賺錢之外的政治意義”。中英談判的多少個日日夜夜，香港人就在這夢想與挫折、希望與失望、掙扎與無奈的煎熬中度過。少數香港精英開始奮力自強，試圖把握自己的命運。他們不惜揹負“亡國奴”或“漢奸”的罵名，為香港人爭取英國國籍。

然而，英國人早就做好了撤退準備，為了防止香港人湧入英國。英國的國籍法改革將香港人劃為“英國海外公民”，不享有英國居留權且不能自由出入英國。從小對英女王表示效忠的香港精英階層被徹底出賣了，他們意識到不能再相信英國人，必須依靠自己。於是，他們透過立法局和行政局向港府施壓，這剛好使倫敦在與北京的談判中又多了一張牌，即香港民意的支援，這也強化了英國“以主權換治權”的談判思路。由此，英國政府就希望把香港地區作為獨立的一方納入到倫敦與北京談判中，形成所謂“三腳凳”。英國人的目的很明確，把香港作為一個獨立主體納入談判，既有利於英國爭取最大利益，也形成將主權移交給香港人的跡象，最終形成類似新加坡的獨立局面，將香港變為一個獨立或者半獨立的政治實體。“還政於民”的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