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江邊上的思考

第9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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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上述特殊現象，難免出現“名”與“實”之間的悖論。比如，法理上不承認香港是英國殖民地，可事實上是英國殖民地；法理上認為中英《聯合宣告》不是國際公約，可事實上按照國際公約的要求在聯合國備案；法理上認為香港人是中國公民，可事實上他們不享有憲法權利，也不承擔憲法義務；法理上認為基本法是由全國人大制定的法律，可事實上它是一部香港的“小憲法”。這種“名”與“實”之間的悖論之所以出現，恰恰是由於我們現在關於國家正當性的法理體系都建立在現代政治哲學所確立的這一套“名”之上，凡是不符合這套話語體系的政治實體就缺乏法理上的正當性。這其實就是福柯在《什麼是啟蒙》中所說的現代性對真實世界構成的“敲詐”。我們的政治家和法學家們挖空心思想出一套複雜的、充滿智慧但又似是而非的法理概念，無非是為了應付現代國家理論的法理“敲詐”。比如說，在中央與地方關係理論中，通常原理是單一制下中央政府的權力要大於聯邦制下中央政府的權力。我們在法理上堅持“一國兩制”屬於單一制，而非聯邦制，可悖論的是，這種單一制賦予香港特區的權力，遠遠超過聯邦制中地方政府的權力。為此，我們只能對單一制概念進行了理論彌補，稱之為“高度自治”。可人們不斷問：這個高度究竟是多少？如果拋開法理上的概念遊戲，陳弘毅教授的說法更接近事實，即香港是一個“準國家”的政治實體。

事實上，香港諸多問題正是由於傳統與現代之間這種“名”與“實”的糾纏。比如說香港迴歸十週年，有機構對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做了調查，發現港人自認為屬於“中國人”的認同度比十年前上升有限，於是人們一致認為香港亟須加強國民教育。可香港居民不能參軍保家衛國，不能參加內地高考接受國家教育，不能參加國家公務員考試當人民公僕，在內地上學被看做留學，在內地投資被當做外資。“兩制”構成如此嚴格的強制性公民認同區隔，怎麼培養香港人對國家的忠誠？公民身份認同不是一個抽象的法律概念，而是與自己的生命和命運息息相關的自然情感。

可在這樣的“一國”中，國家與公民身份都是懸在空中遙遠而抽象的法律概念，缺乏切實生命體驗和感受。即使推行國民教育，香港獨立於內地的教育體系和文化觀念，怎麼培養香港與內地共同的國家意識和身份認同呢？於是，愛國教育很容易變成了文化交流或旅遊觀光，進展自然緩慢。倒是中央開放自由行之後，讓內地人和香港人整天在大街上摩肩接踵，相互用挑剔的眼光打量對方，反而培養起了彼此之間的自然情感。曾經英語是香港的高貴語種，內地人到香港說普通話會受到歧視。“迴歸”之後，只有部分政府高官為了與中央打交道而學習普通話。可自由行之後，普通話已成為香港社會最重要的溝通語言，香港有識之士也呼籲以普通話作為香港教育的母語。而短短几年取得用共同語言建構“一國”的重大成就，恰恰是由於法律上打破“兩制”的人為區隔。

儘管如此，愛國主義在香港依然是一個特別概念。香港人確實愛國，保釣運動比內地還積極，可一些精英人士說他們愛的“國”是祖國河山、歷史文化，而非政治實體。於是香港為推行公民教育而在電視中播放國歌，受到他們的批評，終審法院在“焚燒國旗案”中判決焚燒國旗違法也被批評為“軟骨”。可是沒有政治主權者的“國”是怎樣的東西呢？在這些概念分歧的背後，似乎隱含了自然領土的country與政制建構state的區分。而在英文中“一國兩制”被翻譯為one　country；　twosystems，似乎標示了這種國家意識和身份認同的區分。為什麼“一國”之“國”被翻譯為country而不是state？這不是誤會，而是精確地把握了“一國兩制”思想的精髓。這裡強調country恰恰在於強調了內地與香港領土的統一性，它是在文化歷史傳統中自然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