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江邊上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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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出現的。

英國的做法當然遭到了北京的堅決反對。因為在法理上，中國政府從來都認為自己是包括香港人在內的全中國人民的政府，港英政府根本不是香港人的代表。中英談判的政治實質是中國恢復對香港主權的行使，這是中英兩個主權國家之間的談判，不存在所謂的“第三條腿”。為此，鄧小平在北京親自接見了鍾士元等人。鄧小平很清楚，撒切爾夫人講信心問題，實際上是主權問題；而鍾士元等人講信心問題，實際上是內心中不承認中國，對中國提升中華民族的世界地位和尊嚴所做的成就視而不見，這歸根到底是殖民心態作祟，缺乏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尤其讓小平惱火的是鍾士元開口閉口“你們中國人”，彷彿自己不是中國人。因此，小平在談話中以政治教育或權威訓誡的口吻強調“港人治港”也是“中國人”治港，而且是愛國者治港：“愛國者的標準是，尊重自己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不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只要具備這些條件，……都是愛國者。我們不要求他們都贊成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只要求他們愛祖國，愛香港。”（《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無論對“中國人”的界定，還是對“愛國者”的界定，這裡所謂的“國家”大體上以country而非state作為理論基點。正是這樣一個寬泛的愛國者概念，爭取到包括林行止、鍾士元在內的大多數港人對香港迴歸的支援。如果說“一國兩制”的政治魅力在於這個國家概念是反現代國家理論的，而且這個國家概念包含了中國古典治理邊疆的政治藝術（參見“香江邊上的思考”之七、之八），那麼這個“國家”概念本身又意味著什麼呢？我們如何在概念上來界定中國古典的國家形態呢？

對中國古典國家形態的界定，最常見的莫過於王朝國家、專制國家或中華帝國等。這些概念往往是描述性的，而非分析概念，它無法區分中國古典的國家形態與西方的不同。就拿頗為流行的帝國概念來說，中華帝國與大英帝國、羅馬帝國顯然不是同一型別的政治組織。在國家理論中，帝國往往與國家對立起來，尤其羅馬帝國解體之後，民族國家取代了帝國，成為現代國家的常態。而在民族國家基礎之上，又產生了新的帝國模式，比如大英帝國、德意志帝國、大日本帝國以及美利堅帝國等。按照現代政治理論，這些帝國不具有法理上的正當性，它是一個主權國家對其他國家或地區的殖民侵略和支配。因此，十九世紀以來的帝國概念是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同義詞，不僅在政治上屬於缺乏不正當的貶義詞，而且作為分析範疇也往往放在國際政治中，是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關係。因此，在民族國家時代，帝國概念不屬於政治的常態組織，而屬於變態組織。

在現代政治理論中，國家與帝國的不同就在於民族國家是主權者基於平等的公民個體而組織起來的政治共同體，而帝國是基於種族之間的不平等而建立起來的統治組織。這種說法實際上混淆了羅馬帝國與現代帝國的差異，也混淆了羅馬共和國與羅馬帝國的差異。羅馬帝國不同於羅馬共和國正在於不斷進行公民身份改革，將羅馬帝國境內所有人不斷轉化為羅馬公民，用人人平等的羅馬公民身份取代了羅馬人與日耳曼人、法蘭西人等之間的不平等。需要注意的是，“公民”這個概念出現在雅典城邦中，出現在羅馬帝國中，也更出現在法國大革命和巴黎公社中，其政治原則恰如托克維爾所言，推進的是身份平等的歷史程序。因此，基於“羅馬公民”的羅馬帝國的政治原則剛好與民族國家的政治原則一致，也與基督教的政治原則完全吻合。在這個意義上，雅典城邦、羅馬帝國、基督教與現代民族國家在政治原則上是完全一致的，即強調國王、皇帝、上帝或主權者統治的基本單元是平等的公民個體。當然，這些政治組織對內實現公民個體身份平等的另一面，就是對外基於種族而塑造出來形形色色的“他者”，諸如野蠻人、東方人和異教徒等等。在這漫長的歷史鏈條中，我們看到西方政治中隱含的基本政治邏輯：內部強調人人平等，外部則是主人與奴隸的征服統治，而內外之分的標準是種族主義的。

中國古典的政治邏輯雖然與西方有類似的地方，但也有明顯的不同。在中國的古典政治中，一直伴隨著儒家的“封建”與法家的“郡縣”這兩種不同的政治組織原理。“郡縣”的政治思路尤其體現於秦始皇，強調天子（皇帝）之下萬人平等，由代表皇帝的中央政府官員統一治理國家，把國家的權力直接深入到基層治理中。這種強調統一性的政治思路與羅馬帝國的乃至民族國家的治理思路基本一致，以至於中國的現代化方案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