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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的120年裡經常提到的一個方面，尤其是威廉？馮？羅森在1993年發表的那篇有關安徒生同性戀生活的博士論文之後。後代的學者們懷著一種尊重和敬仰之情，把他們對安徒生的愛情故事的研究侷限於盡人皆知的異性戀情，比如安徒生與裡伯格？沃伊格特、路易絲？科林和詹妮？林德等女性之間痛苦的情感經歷。但是，如果我們仔細剖析一下這些愛情故事，就會發現，這些故事就會像童話《小克勞斯和老克勞斯》中墊在農夫桌子下面的小克勞斯的馬皮，總是吱吱作響，它們只是給外人看的，並非作者真正的情感所在。男性在很大程度上佔據著安徒生的夢想和思維，這一點在愛德華？科林於1882年發表了自己的作品《漢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和科林一家》之後，已經成為研究安徒生的學者從反同性戀角度所關注的一個方面。正如許多人後來指出的，這本書對於作家的心理以及兩個人40多年親密關係的解釋不僅含糊不清，而且是矛盾的。透過這樣一本書，科林家族維護著安徒生死後的名聲，以至於愛德華的兒子喬納斯？科林在1906年出版了一本名為《漢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的最後一年》的日記合集。他在前言中指出，從任何一種意義上說，他父親關於安徒生的書必須被看作是“對安徒生作為一個正常人的肯定”。
由於科林家族這種出於本能而對他們、當然也包括對安徒生的維護，導致他們在1875年作家死後，便立刻將很多信件束之高閣，從此塵封起來。人們所瞭解的東西僅僅是其中非常有限的一小部分。至於安徒生和科林一家的關係，尤其是安徒生和愛德華之間終生“兄弟”般的親密關係，在愛德華的書中得到了堅定而無可爭議的解釋。作為文學史中的一部作品，這本書對後代人瞭解和詮釋安徒生的生活和作品，有著決定性的意義。科林這部不動情感的作品，是對安徒生的生活和工作所做出的蓋棺定論。它是我們瞭解一切故事的真正源頭，從第一頁，我們就可以看出，這部作品出自於一個法學家之手。全書的結構如同是一場審判過程，在這場審判中，所有的文書和辯詞完全取決於作者的需要，而對於被告安徒生來說，作者更像是一個起訴者，而不是辯護者。在某種程度上，愛德華？科林事實上是在向自己的老朋友發表演講，一方面是個性的偏好，另一方面是書信、軼事以及對安徒生藝術零零散散的評論等形式的鐵證，而作者則在兩者之間不斷變換著自己的角色。在這部針對安徒生與科林一家之間40多年友情所進行的冗長而客觀的敘述中，19世紀30年代前半部分的事件在其中佔據著核心地位，同時也是對安徒生的全面和最終的判決。很明顯，這個辯護人在引證過程中不僅夾雜著自己的偏見，而且是極不可靠、甚至是徹頭徹尾違心的。他對安徒生信件的選擇和刪減完全憑藉其主觀的願望，簡直可以說是無恥的操縱。
在這本書的序中，愛德華？科林對他的方法做出過解釋：“我把自己認為不合適的材料全部刪去了。”他又補充說，他創作這部書的基礎是安徒生拜訪科林家時偶爾留下的一些“碎片”。但關於通訊的內容以及讀者要求他解釋為何在1882年決定出版這本書的原因時，科林卻隻字未提，而只說了一些表達他對作家的朋友及其熟人表示尊敬之類無關緊要、不痛不癢而含糊其辭的話，“毫無疑問，這些人也許希望能對作家的早期生活有更深刻的瞭解，對他的個性有一個更清晰的理解。”
需要記住的是，在1882年，兩位朋友之間40多年的通訊尚未為公眾所知。在當時———至少在他及其妻子兒女活著的時候，不予公開這800封信的詳細內容肯定不是科林的想法。直到20世紀30年代，遺囑規定的不允許隨意公開的原稿及其註釋，仍然儲存在愛德華？科林手中而不為外人所知。在將近50年的時間裡，這個故事僅屬於他一個人，他一直可以像19世紀70年代末期那樣，可以任由自己的喜好去編輯、縮減、新增和省略其中的任何一個部分。這些信件在20世紀30年代終於得以全部公之於眾，丹麥出版人在書序中寫到，愛德華？科林在其書中對這些信件內容的討論是完全虛假的。這在現在已經是不爭的事實了。甚至有人已經在談論如何編寫有關愛德華？科林的“罪行列舉”問題了，其間居然使用了“不可饒恕的篡改”之類極為尖刻的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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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林描寫安徒生的作品（3）
即使是在今天，當我們坐在這四大卷通訊的面前，再去對照科林寫下的關於安徒生的書，仍然會想象到愛德華？科林隨心所欲地拿著剪刀和膠水，肆意裁減的情景。科林常常把信中那些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