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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年到1875年期間接到的信件大部分得以儲存，這些信件收集在愛德華？科林於1875年8月接收的文稿中，愛德華？科林隨後對這些書信進行了整理。而安徒生所指定的另一位共同遺囑執行人，莫里茨？G？梅爾基奧爾卻沒有得到這樣的機會，安徒生在遺囑中並沒有允許梅爾基奧爾干涉這部分財產。當然，我們可以有十足的理由對此做出解釋：在這個問題上，另一個遺產受贈人———愛德華？科林一直對其朋友的遺願置若罔聞。在安徒生於去世前1個月增加的遺囑附錄中，作家表達了這樣一個願望———“所有手稿和關於安徒生的重要信件交由A？比爾和尼科萊？博使用，但之後應轉交州議員科林，並最終作為科林的私人財產。”在去世之前，安徒生已經容許他的兩個好朋友———編輯兼國會議員卡爾？斯蒂恩？安徒生？比勒和青年作家尼科萊？博，共同編寫一本書信和童話故事合集。在經過了與愛德華？科林的一場對峙之後，這本合集便在1877年到1878年期間草草出版了，顯然，愛德華對於這兩個人閱覽安徒生私人文件集的權利根本不當回事。
正如安徒生在最後一部童話《牙痛姑媽》中所寫的那樣，箱子裡的有些東西最終總是放在原本不該放的位置上。在作家去世之後，決定箱子到底應該放在哪兒，箱子裡面到底應該放什麼，則完全取決於愛德華？科林了。他可以決定，哪些東西應該返還給寫信人，哪些東西可以儲存下來，充實到《科林書信集》中。有了“所有重要的手稿和信件”的法律依據，愛德華？科林就可以對到底哪些東西是重要的做出自己的評價———最終的分類很可能是在他的兒子喬納斯的協助下完成的。此外，他還決定，為了便於比爾和尼科萊？博完成安徒生所希望的作品，可以允許兩個人閱讀和使用安徒生的書信。與此同時，科林告訴這兩個人，他們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得使用安徒生與科林一家之間的通訊內容，因為他本人也想寫一本關於自己的朋友———安徒生的書，而這些信件當然是不可或缺的素材。
於是，愛德華？科林馬上承擔起審查員的角色，他知道，在存放於盒子和箱子裡的這一大堆信件中，他自己需要的是什麼。1875年秋天，在對這些材料進行分類之後，科林寫信給莫里茨？G？梅爾基奧爾，後者及其家人曾經在安徒生生命中最後的幾年裡照看過這位作家：“在此謹告知您及您的家人如下事宜，對於在安徒生手稿中發現的親筆信，本人有義務對其中所有健在的寫信人交還上述信件。我需要馬上得到您的簽名，並以此進行分類。因此，各位盡請放心，本人尚未閱讀這些信件。”換句話說，多年來曾經給這位略顯溫情和敏感的作家寫過信的所有人，現在都可以鬆口氣了。所有這些輕率的舉動，其中很多都與科林家族或是科林的朋友有關，現在都將回到最初的發信人手裡，而不是被人們蒐集、封裝並儲存起來，留給後人去研究安徒生的作品，去窺視他的私生活。早在19世紀30年代，愛德華？科林就有這樣一種感覺———他本人與安徒生之間的通訊，總有一天會成為人們競相追逐、讓人羨慕的文字資料。這一點在1836年夏天一封暢談未來的信中表現得非常明顯。愛德華以一種頗具諷刺的語調重讀了安徒生近期的一封信，他用眼光掃了一下，用德文就信中一個特殊而含糊的部分寫下了這樣一句對未來意義非凡的話：“當安徒生與科林的正式通訊出版之時。”
科林描寫安徒生的作品（2）
但是在1875年秋天，他還是把這些信送還給了發信人，這是一個讓我們非常遺憾的決定。在對這些古老的信件進行了徹底但草率的分類並返還發信人之後，有一件事情是毫無疑問的，在整個哥本哈根及周邊地區，很大一部分信件的命運便如同異教徒一樣被付之一炬。尤其是那些與安徒生保持敏感關係的男性朋友中，在那個對同性戀情極度排斥的時代，絕對不希望讓好奇的同代人或是後代擾亂他們平靜的私人生活。例如，曾經在19世紀60年代讓安徒生十分傾心、並與之有大量書信往來的芭蕾舞演員哈羅德？沙夫，很可能焚燒了所有安徒生的書信，以及他自己在19世紀60年代早期寫下的一些浪漫信體詩文。我們將在第9章裡討論他們的關係，其中還包括演員勞裡茨？埃卡德。
我們完全可以想象到，安徒生的遺物中包含了很多反映作家和其它男人之間的柏拉圖式的愛情故事。從漢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經常在日記和日誌中提到的男性姓名和書信中，我們便可略知一二。尤其是在他與年輕男人的通訊中，作家繼續推進了一個備受爭議的方面———這也是從事安徒生研究的丹麥學者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