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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讀者看來，孔子只是一位智者，開口不是格言，便是警語，這種看法，自然不足以闡釋孔子思想其影響之深而且大。若缺乏思想上更為深奧的統一的信念或系統，純靠一套格言警語，而支配一個國家，像孔子思想之支配中國一樣，是辦不到的。孔夫子的威望與影響如此之大，對此疑難問題之解答，必須另自他處尋求才是。若沒有一套使人信而不疑的大道理，縱有格言警語，也會久而陳腐令人生厭的。《論語》這部書，是孔學上的聖經，是一套道德的教訓，使西方人對孔子之有所知，主要就是靠這部書。但是《論語》，畢竟只是夫子自道的一套精粹語錄，而且文句零散，多失其位次，因此若想獲得更為充分之闡釋，反須要依賴《孟子》、《禮記》等書。孔子總不會天天只說些零星斷片的話吧。所以，對孔子的思想之整體系統若沒有全盤的瞭解，欲求充分了解何以孔子有如此的威望及影響，那真是緣木求魚了。
簡而言之，孔子的思想是代表一個理性的社會秩序，以倫理為法，以個人修養為本，以道德為施政之基礎，以個人正心修身為政治修明之根抵。由此看來，最為耐人深思之特點是在取消政治與倫理之間的差異。其方法為——倫理性之方法，與法家以講嚴刑峻法為富國強兵之道截然不同。孔子的學說也是斷然肯定的，要求人對人類與社會負起當負的責任，所謂以天下國家為己任，此點與道家的適世玩世又大有不同。實際上，儒家思想所持的是人道主義者的態度，對全無實用虛無飄渺的玄學與神秘主義完全棄置不顧，而是隻注重基本的人際關係，靈異世界神仙不朽又有何用？這種獨具特色的人道主義中最有力的教義，是“人的標準就是人”。就憑這條教義，一個常人只要順著人性中的善去行，就算初步奉行儒家的為人之道了，並不必在什麼神祇上去尋求神聖理想中的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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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思想的特性（2）
更精確點說，儒家思想志在從新樹立一個理性化的封建社會，因為當時周朝的封建社會正在趨於崩潰。儒家思想當然主張階級分明。要了解這種情形，我們必須回溯到孔子當時封建制度崩潰以及此後數百年內的狀況。當時中國領土內有數百大大小小公侯伯子男等級的國家，各自獨立，其強者則國土與國力日增，時常與他國兵連禍結。周朝皇帝名為華夏君王，統治全國，實則徒擁虛名，衰微已極。甚至孔子及以後之孟子，雖周遊列國，乾渴諸侯，求其施仁政，拯百姓於水火，但亦不屑於一朝周帝。這頗與其所主張之建立理性社會，尊崇周王之學說相矛盾。因當時國內情勢紛亂已極，周室衰微，帝國荏弱，縱然前往朝見，終無大用。各國間雖訂有條約，轉眼粉碎，結盟和好，終難持久。養兵日眾，捐稅日增，強凌弱，眾暴寡。國與國間隨時會商，真是舌敝唇焦，不見成功。學人智者開始定攻守之計，和戰之策，別利害，辨得失。說來也怪，當時學者智士之間，國界之分漸漸泯滅，周遊列國，朝秦暮楚，親疏無常。而古禮失，尊卑亂，貧富懸殊，政教乖誤，此等混亂失常遂使思想銳敏之士，勞神苦思以求撥亂返治之道。在此種氣氛中，更兼以思想之極端自由，智慧明敏之士，遂各抒己見，如百花齊放，競妍爭香，乃形成中國哲學之黃金時代。或蔑棄禮教如老莊；或主張人人當親手工作以謀生，如萌芽期之共產主義如許行及其門人，墨子則倡單一神祇，崇愛上帝，教人重人道，勿自私，甚至窒慾苦行，竟趨乎極端而排斥音樂，此外尚有詭辮家、苦行家、快樂主義者、自然主義者等等，不一而足。於是，不少人，如今日之歐洲人一樣，開始對文化表示懷疑，而想返回太古之原始生活，正如今日若干思想家要返回非洲叢林中或到爪哇以東之巴利島一樣。而孔子，則如現代的基督徒，他相通道德力量，相信教育的力量，相信藝術的力量，相信文化歷史的傳統，相信國際間某種程度的道德行為，相信人與人之間高度的道德標準，這都是孔子部分的信念。
在《禮記·儒行》篇裡，我們可以看出儒家與其他各派的差異。“儒”這個字，在孔子時便已流行。而稱為儒的一派學者，大概是特別的一批人，他們在觀點上持保守態度，精研經史，其儒冠儒服正表示他們對古代文化的信而不疑。下面的幾段摘錄文字只以表示儒家的高度道德理想。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歟？”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也，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丘不知儒服。”
哀公曰：“敢問儒行？”孔子對曰：“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悉數之，乃留，更僕，未可終也。”哀公命席，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