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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有罪該死,兒子報仇就會引起接連不斷的仇殺,這樣報仇就不合道義了。
看到沒,柳宗元的觀點那是相當的儒家啊。
《春秋》肯定血親復仇,肯定先禮後法,禮比法大,這構成了中國傳統社會的思維方式,行為習慣。
而自從董仲舒遍覽儒家典籍,寫出《春秋決獄》後,後世的官員都以此為準,審判案件的推理判斷方式,都要用孔子的思想來對犯罪事實進行分析,而後定罪。一言以蔽之:原心論罪。
舉個例子。
甲父乙與丙相鬥,丙以刀刺乙,甲以杖擊丙救父而誤殺其父,或曰弒父當梟首,並不因誤傷而別論。
但法官怎麼判的呢?他拿出法官案頭必備書《春秋決獄》,扶了扶眼鏡,琢磨了半晌,道:“甲殺了乙,從表面上看,甲已經構成了弒父罪,而弒父是應該梟首的。但讓我們一起來‘原甲弒父之心’就會發現,甲意在救父,誤殺其父乃無心之過,行為與心理發生偏差而已。請大家翻到《春秋》第XX頁,上面說,父子至親,父病子進藥,父吃藥後死。吃藥治病乃是人之常情,子進藥而父卒是子所不願看到的,君子原其心而赦其子。由此論斷,甲無罪釋放!”
看見沒,古人遵循“原心定罪”來判案,其實是很人性化,很以人為本的。這也是為什麼到了現代,法理和人情發生衝突時,會出現“許霆惡意取款被判無期”而在網上引起軒然大波的事件——這是有悠久傳統的。
27 論心乎?論跡乎?(1)
回到論心還是論跡上來,原儒毫無疑問是論心的,可到了宋朝,時也,勢也,宋儒一面為了抵制佛學虛無思想的侵蝕,一面為了標新立異,開始傾向於論跡,向外界向書本去尋求答案。本著理解萬歲的想法,設身處地地考慮一下,人宋儒也不容易,天天皓首窮經搞研究,沒名沒利的,看著那個因為會寫幾首流行歌曲而大紅大紫的柳永,宋儒們那叫一個氣啊。
氣有何用?那會又沒百家講壇,不然上去為康乾盛世歌功頌德一番也能被封個國學大師不是?於是宋儒們開始著書立說,另闢蹊徑。於是,看他們書長大的小朋友會多一些理性思維,卻離“原儒”越來越遠。
惟一不變的是,古往今來所有這些人,包括宋儒,都在窮極思索,考慮同一個問題。
心與道(理)。
神秘莫測的道。
道,無形無相,無大無小,卻是產生天地萬物的根本。
心性與天道(天理)的關係最早是孔子提出來的,但他自己也沒解釋清楚,所以子貢才說:“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於是這個問題被留給了後世的儒者,一大堆人靠研究這個混飯吃,結果越研究越複雜,越解釋越艱深,成了一門門檻很高的“學問”。於是朱熹跳了出來說,你們別亂搞啦,拿著納稅人的錢搞來搞去沒個結果,真以為自己是紅學家啊?讓我來告訴你們,道這個東西和你的心沒有任何聯絡,它存在於自然界中,格盡萬物才能領會道的真諦,所以廢話少說,都去格物吧!
在朱熹同學高音喇叭的鼓吹下,大家都認認真真地去格物,希望透過推究事物的原理來總結為理性的知識。
於是,又回到王陽明躺在石棺裡苦苦思索的那個問題,論心還是論跡?
這個問題討論了上千年,直到今天依然聚訟紛紜。
陽明身後五百年,經濟學家吳敬璉。
吳敬璉晚年最鬱悶的事一定是網上盛傳他“深陷間諜案”,說他涉嫌為美國擔任間諜工作而被國安部門帶走。
這是哪跟哪?吳敬璉當年力主市場經濟改革,多次上書中央,是扭轉歷史走向的著名學者,不缺名不少利的,我要是他,也不會在古稀之年做出這種晚節不保的蠢事,可為何就是這種不靠譜的謠言在坊間流傳甚廣?難道網友們《貨幣戰爭》看多了,迷信陰謀論,全得了受害狂想症,今天覺得華爾街大鱷虎視眈眈要吞掉中國,明天又擔心金融寡頭們正端著酒杯,嚼著雪茄圖謀顛覆地球?
吳敬璉人格有多高尚我不知道,但我相信他不會去做這種愚蠢的事。事實上,這幾年主流經濟學家的名聲一直不太好,輿論幾乎一邊倒地對他們聲討圍剿。
市場化改革走到今天,在各種慾望湧動的瀰漫下,人們不僅懷疑普遍觀點的有效性,而且懷疑表達這些觀點的人的動機。
吳敬璉就曾經抱怨說:“對於改革中出現的反思,我們首先要弄清哪些是正確的哪些是錯誤的,而不是去問持有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