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一哥王陽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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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爽有個兒子叫徐元慶，處心積慮要為父報仇，於是隱姓埋名，在驛站裡當了個服務生。

徐元慶很聰明，也很能隱忍，因為驛站本來就是各級官員出差歇腳的地方，只要有耐心，有朝一日總能等到仇人，但這“一日”究竟是猴年還是馬月就不得而知了。

蒼天有眼，竟然讓徐元慶等到了機會，趙師韞就這麼送了命。

好了，又一則復仇的傳奇，《基督山伯爵》演完了，《連城訣》劇終了，問題來了。

唐朝是法治社會，殺人抵命，天經地義。

再說了，草民殺官，這還了得？不來個從重處理怎麼壓得住這股邪風？

徐元慶啊徐元慶，你要是美帝的公民，有個平民組成的陪審團表決，搞不好還真能撿一條命。

你還別說，這件案子確有爭議。

因為徐元慶雖然是蓄意謀殺，但他的動機是替父報仇，而在當時，替父報仇在很多人心目中是天經地義的。

據《禮記》記載，子夏一次問孔子，對殺害父母的仇人應該怎麼辦？

孔子堅定地回答說，睡草墊，枕盾牌，不去做官，不共戴天，無論在市集上還是朝堂上，只要一遇到仇人，應該馬上動手，有傢伙抄傢伙，沒帶傢伙就赤手空拳上，往死裡打！

《禮記》在唐朝地位極高，社會影響力極大，相當於今天的馬列，標準的官方意識形態。

於是，問題複雜了。

唐朝不缺嚴刑峻法，但治國思想卻是儒家的禮治精神，是“君臣父子”。

依“法”還是依“禮”，這是一個問題。

燙手的山芋最終扔到了武則天手上，一件小小的謀殺案竟然挑戰到最高治國綱領，威脅到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不當家不知治國難啊！

武則天尋思著這天天高喊“聖朝以孝治天下”，標語口號刷的大街小巷到處都是，總不能言行不一吧，就指示放了徐元慶。

就在此時，傳來一個不和諧的聲音：“放不得！”

說這話的是那個喜歡念天地之悠悠的陳子昂。

陳子昂認為，徐元慶蓄意謀殺，案情清楚，按照國法應該判處死刑。但是，念他是為父報仇，情有可原，所以建議在殺了他之後大張旗鼓地表彰一番。

仔細想想，陳子昂這招的確高，“法”和“禮”的矛盾被輕鬆化解了，上頭好辦了，下面高興了，自己為此寫的《復仇議》也傳為千古名篇，其中有一句確實經典：今義元慶之節，廢國之刑，將為後圖，政必多難；則元慶之罪，不可廢也。何者？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讎，其亂誰救？

徐元慶被處決了，皆大歡喜。

事情到此似乎告一段落了，但別急，幾十年後，文采飛揚，邏輯縝密的《復仇議》被另一個大文豪抓住了致命的紕漏。

柳宗元。

柳宗元在仔細分析了卷宗後丟擲一個疑問：徐爽到底是因為什麼被趙師韞給殺掉的？

他提出兩種可能：第一，徐爽確實犯了法，論罪當死，趙師韞殺他只不過是執行國法，那麼徐元慶謀殺趙師韞分明就是挑戰國法，犯上作亂，判他死刑乃是理所當然，憑什麼要表彰他？第二，如果徐爽沒犯法，趙師韞殺他完全是出於個人恩怨，最後還像模像樣搞個屍檢報告，寫些俯臥撐躲貓貓之類的鬼話欺上瞞下。徐元慶想替父鳴冤，無奈官官相護，不但上告無門，還給他安個“越級上訪”的罪名。元慶深感絕望，悲憤交加之下手刃了仇人。

柳宗元認為陳子昂對同一個案件既依禮表彰又依法處罰是混淆是非。禮和法的意義都在於防亂，禁止殺害無辜的人，決不是互不相關的兩套系統，你陳子昂這麼胡亂一搞等於把禮和法對立起來，搞出兩個核心價值觀，使大家分不清孰對孰錯。

柳宗元沒有像陳子昂一樣和稀泥，而是將問題條分縷析後分開來看，否定前一種可能，肯定後一種可能。

陳子昂是個詩人，柳宗元卻是個思想家。顯而易見，思想家考慮問題更深入，更符合儒家的“原教旨”。

現在很多人以為儒學其實就是講講做人，講講倫理。其實不然，儒學的核心在政治，其政治思想的核心不在《論語》而在《春秋》。

據闡發《春秋》微言大義的“三傳”之一的《公羊傳》記載：“父不受誅，子復仇可也。父受誅，子復仇，此推刃之道，復仇不除害。”

“誅”在古文中表示上級殺下級，有道殺無道，正義殺邪惡。所以這句話的意思就是：父親被冤殺，兒子可以報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