披露晚年丁玲生活思想狀態:丁玲辦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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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裡買到一本丁玲的《母親》，一本《丁玲短篇小說選》。當時丁玲還未正式復出，她的書在市面上很難見到。雷加讀過之後立即給丁玲寫信　，發表感慨：“一個小說家，首先應該是個散文大家，散文應該是一切文學作品的基礎。土肥越深，根葉越茂，三十年代流傳下來的作品，莫不如此。”

1984年5月廈門大學舉辦丁玲創作研討會，雷加不能到會，寫了一封信說：“丁玲同志是當代文壇上我所敬愛的人。她的著作和她的文藝思想影響著和教育著我們這一代人。這不是　一個理論家容易做到的，也不是另外一些作家所能做到的，只有她才能做到這一點。”

雷加尊敬丁玲，也和舒群等人有著良好友誼，這是他終於加入《中國》的主要原因。

雷加是個充滿熱情的人，一旦答應下來就十分投入。刊物籌辦階段，他騎著腳踏車到處組稿談稿，有時忙到很晚。他為人正派，辦事公道，在《中國》有很好的口碑，後來當丁玲　與劉、舒之間出現嚴重危機時，他又是重要的協調人。但是對於《中國》內部的一些問題，他也與舒群、劉紹棠深有同感，所以從1985年春天起，經常表現出一種比較超脫的消極　態度，不願意更多介入《中國》的事情。

1985年4月3日，雷加給丁玲寫信，告知“我今年下去體驗生活的計劃”，說：“一、四月十日乘飛機去福建，參加四月十一日水電總局召開的會，然後參觀訪問兩個水電站，約二　十天。這是他們春節來我家時談好了的。二、六月，我去陝西北部沿榆林三邊一線採訪，約一個半月。三、八月，我去東北完達山農場，約一個月。以前，我每年都在五月到七月　之間下去生活，今年亦然。工作上的安排，我同牛漢同志商定：四月十日之前，把《中國》第四期稿件定下來，五月份，我留在北京。牛漢去澳出國之前，也先把第五期大部稿件　定下來。分工問題，我同意編輯部工作應注意連續性，首先要有一個健全的編輯部，由主編領導全面工作，副主編協助主編做好看稿審稿工作。”

丁玲從西安回到北京後，雷加談到自己對《中國》的一些意見。要點是：

1。　對於舒群摔電話的事情，我不介入，這次仍不想介入，基本上不介入。2。　我經常對舒群說，你和丁玲合作三次，應當一次比一次好。3。　對於舒群這次向黨組彙報，我認為太快　，應首先在內部解決，我堅持這個態度。關於馮夏熊背後議論他的事情，經勸阻，他沒有向黨組彙報。4。　舒群的態度趨向緩和，但是有起伏，他提出的問題，有些是重要問題，比　如編輯費問題，重要的事情應該經過兩個主編。5。　爆發點是編輯費，但問題已久，分工、制度不健全，所以出現了“這兩口氣我受不了”、“陳明是掌櫃，我是小夥計”、“牛漢　從未給我來過電話”等意見。權的問題不大，主要是責任心的問題。6。　一、二兩期刊物出得快，要有正確估計，不只是牛漢、馮夏熊兩個人的功勞，還有客觀條件、兩個主編的威　望等因素。劉紹棠感覺受排擠，是否有正確的部分？可能舒群也有同樣的感覺。很多事情他們不知道。

雷加說，原來想給黨組寫報告，退出《中國》。現在要解決兩件事，一件是馮夏熊的問題，一件是成立常務編輯部（常務編委會），三至五人，包括牛漢馮夏熊，有個連續性。

7。　與新華書店總經理探討刊物發行（1）

丁玲不僅要抓稿子，抓宣傳，就連發行也要操心過問。

1985年6月19日，她聽出版社的同志說第三期印數下降，心裡就著急。她聯想到去廣西和陝西時，發現一些地方的書店裡沒有《中國》賣，這說明新華書店的發行工作還不到位。6　月21日，她給新華書店總經理汪軼千寫了一封信，說“總覺得有些事情還是想跟你聊聊，你如有空，望來一個電話，約一個時間”。丁玲這已是第二次給汪軼千總經理寫信了。他　們可以說是不“打”不相識。

在一次作家支部會上，老作家們閒聊天說，在新華書店買不到各自的書。一位老作家說，現在的印數都控制在新華書店的“小辮子”手中，她們說要多少，出版社就給多少。意思　是新華書店的進貨員大部分是一些年輕的小姑娘，她們文化程度不高，不識貨。

1985年1月5日，《經濟日報》一位記者就出版發行問題來採訪丁玲，她想起老作家們的意見，又結合《中國》在發行中遇到的困難，給新華書店的工作提了些意見。新華書店總經　理汪軼千從《經濟日報》上看到了丁玲的談話，感到有些內容需要向她說明，便給丁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