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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短文《縱然惜別終須別——第二次中美作家會議追記》,還是先在香港一家報紙上發表過的,登在 七月出版的第四期《中國》上,即便如此,據說也被作協某領導斥為“沒骨氣”。
在這種情勢下,一批嶄露頭角的新秀,成為《中國》創作的主角,像山西的田東照,天津的王家斌,北京的陶正、劉恆、林青,湖南的殘雪,黑龍江的遲子建等。
由於作者隊伍狹窄,好稿子上不來,導致一些人的稿子多次刊用。比如,孫犁在第一期發了致《十月》主編蘇予的信,談賈平凹的小說《臘月·正月》,第三期又發了一篇致賈平 凹的信——“再談通俗文學”。山西的田東照,七萬字的中篇《黃河在這兒轉了個彎》在二期發了頭題,又在四期上發了短篇《河那面的紅棗排》。龐天舒,瀋陽軍區一個聰穎靈 氣的小姑娘,剛在二期上發了雲南老山前線生活散記《在同齡人的墓前》,緊接著又在三期頭題發表了自衛反擊戰題材的中篇《秋天總有落葉》。最引人注目的是王家斌,第一期 發了中篇《背屍人》,緊接著,長篇《迷魂泉·雪人》在三、四、五期上連載。這兩部作品以其藏族題材備受關注,但是在一年總共六期刊物中,一個作者在四期上都佔據重要位 置,十分少見。引起爭議的遇羅錦的《無情的情人》拍攝散記,在第一、二、四期連載;林謙、鄭敏、周濤也都在兩期刊物上發表了作品。
此外,第三期發了“新加坡金獅文學獎獲獎作品選輯”五篇,接著第四期又發了“香港作品專輯”五篇。給人的印象就是,《中國》的稿源捉襟見肘了。
只有詩歌一枝獨秀。老中青詩人齊登場,既有綠原、嚴辰、張志民、鄒荻帆,也有北島、顧城、舒婷,這主要是牛漢的功勞。他本人就是詩人,在詩歌界又有廣泛的聯絡和影響。
拿不到當紅作家的稿子,有兩個原因,一個是四次作家代表大會上丁玲被誣以“左”而失勢,一個是新老作家之間存在“代溝”,而《中國》被看做“老作家的刊物”。
老中青作家的大團結,一直是丁玲的一大心願,她渴望能與青年作家交朋友,對他們“傳幫帶”。《中國》創刊號上《編者的話》中,就希望老作家“能把自己的豐富經驗和寫作 經歷,積極介紹出來”,幫助青年人“在創作上少走彎路,健康成長”。但是,兩代人之間的鴻溝很難逾越,青年人對於“好為人師”的老作家,不感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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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雷加也要淡出
丁玲曾經說過,雷加要是不當作家,是能當部長的。可見她對雷加的器重。
雷加天性好動。他不是安安穩穩坐在書齋裡的作家,他真是喜愛生活。即便在七十歲的年齡段,還是滿懷熱情到處去看祖國建設的新成就,所以丁玲最初找他來辦《中國》時,他 曾經猶豫。
1984年7月29日下午,雷加到協和醫院探視丁玲,丁玲提出一起來創辦一份文學刊物。雷加說還要考慮考慮。第二天上午雷加給陳明打電話,講了一些顧慮。8月2日上午,舒群、雷 加、曾克來丁玲家討論準備提交作協黨組的辦刊報告,這時雷加仍然沒有下定決心。3日上午,雷加給丁玲打來電話,終於“同意坐陣刊物一年”。
雷加後來說:“就在丁玲1984年一次住院中,她同我提出要創辦刊物。她說的很認真,陳明在旁邊打岔,彷彿並不那麼認真。後來這個刊物真的辦起來了,叫做《中國》。它辦了 一年有餘,發表了不少好的文章,當初它也為了一些作家沒有刊物發表文章辦起來的。辦刊之前,就有‘官辦’‘民辦’之爭,我也曾推辭不任副主編。我心中是有矛盾的,因我 一向不願搞文藝行政工作和編輯業務工作。當時我也意識到刊物的印數問題,稿源問題。因要自負盈虧,辦刊的方向也就不易掌握。後來編輯部內部出現了一些問題,這是不足怪 的。不過,它把我的編輯與創作的矛盾激化了,以致以後我只能掛名而不再看稿了。丁玲在世時,我們的關係一直很好。雖然刊物如何結束的,我不甚了了。”①雷加一直很敬重丁玲。1953年8月他在哈爾濱寫長篇小說《春天來到了鴨綠江》,逯斐要去北戴河度假,雷加託她帶了一封信給丁玲:“逯斐臨走說,她可以在北戴河看見你們。她的神色是頗驕傲的,我真的有些忌妒她。我願意在北京之外多看 見你們,因為在北京之外的任何地方,沒有事務再去束縛你們,我可以得到比在北京更多的友情。……但願我回去的時候,能看見你們,最主要的,我要把定稿膽戰心驚地給你們 送去。”
1979 年5月,雷加在上海福州路的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