披露晚年丁玲生活思想狀態:丁玲辦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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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就向《中國》下手了。得下手時就下手，他們也真下得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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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中國》備忘錄——終刊致讀者（1）

沒想到會有這麼一天，由我們來寫《中國》文學的終刊辭。

中國新文學，自魯迅等先驅者篳路藍縷，六十餘年，與人民共經憂患，邁著沉重的步履成長。在經受歷時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的劫難之後，終於復甦崛起，進入可以產生希望的　新的歷史時期。改革熱潮澎湃，“雙百”方針逐步得到落實，“大團結、大繁榮、大鼓勁”的號召溫暖和鼓舞人心。正是這樣明亮的文化背景，使《中國》文學雜誌的誕生成為現　實。回憶創刊之初，主編丁玲同志，這位在魯迅旗幟下為新文學事業奮鬥了半個多世紀、受“左”的錯誤迫害極深的老作家，曾那樣激動地說：“在當前這個歷史時期，我壓抑不　住從心底迸發出的激情，願意把有限的時間和精力全部拿出來，盡力辦好這個刊物。”“《中國》文學雙月刊沒有門戶之見，容納各種不同的風格流派，給在藝術上有所創新、在　思想上有所創見的作品留出很大的篇幅。”八十高齡的丁玲同志身體力行，實踐了她的諾言，在《中國》這塊土地上，她操勞到最後一息。很難想象，如果沒有丁玲同志的艱苦努　力，這個刊物能夠出現，並不斷克服自身的弱點，進一步成熟起來。丁玲同志的逝世，給《中國》的命運投下巨大的陰影，給我們帶來了許多意想不到的困難。

刊物籌備和創辦之際，中國作家協會曾給過肯定和幫助。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巴金同志熱情致信，說，“為你們的新刊物吶喊助威，我總是可以而且十分願意的。我相信《中國文學　》會得到成功！”原作協黨組書記張光年同志代表中國作協全體成員表示熱烈祝賀說，《中國》一定會為大團結大繁榮的新時期的到來作出重大的貢獻。作協副主席馮牧同志說：

“我也相信《中國》肯定會在我們社會主義文藝陣地上，成為一面色彩鮮豔的旗幟。”著名文藝理論家胡風說：《中國》的出現是文學史上的一個新事物，它是一個有生命力的自　由的勞動組合。著名劇作家曹禺同志也說：“創辦《中國》這個刊物對我是極大的鼓舞，也可以說對我們大家也是極大的鼓舞。祝《中國》健康地成長，勇敢地成長，開闢一個在　文學方面、編輯文學雜誌方面的新天地。”有那麼多的領導和知名作家給《中國》以肯定和支援，應該說，丁玲同志的逝世不應該影響《中國》的繼續發展。

去年年底，丁玲同志在醫院病房主持編輯部會議，討論決定，為適應時代節奏，更敏銳地表現社會改革的風貌和謀求刊物自身的改革，《中國》於一九八六年改為月刊。她決沒有　想到一年以後恰恰是改刊後的《中國》會遭到被停刊的厄運。當時，丁玲同志以作家的敏感，覺察到文學“新生代”的萌動。她說：“他們是中國文學的希望。”改刊後的《中國　》，更明確更生動地體現了創辦《中國》的本來意圖，深得作者、特別是新一代的作者，以及廣大讀者的熱情讚揚，使我們每一個新老編輯更加明確了自身對中國文學的莊嚴的責　任，也給我們帶來強烈的自信。與此同時，編輯部卻不斷地感受到沉重的壓力。這種令人憂慮的情況在丁玲同志逝世之後越發變得嚴重起來。

丁玲同志逝世以後，編輯部首先遇到的是主編人選問題。我們向上級機關打了報告，要求儘快委派主編，但直到我們寫終刊辭的今天，《中國》仍是一個沒有主編的刊物，副主編　牛漢同志也沒有得到正式聘任。這無疑給我們帶來了工作上與心理上的諸多困難與不安因素。

附錄：《中國》備忘錄——終刊致讀者（2）

在這樣十分困厄的條件下，牛漢同志以他對社會主義文學事業的赤誠，帶領編輯部全體同志，頂著各種非議，堅持按期發稿，力爭提高刊物質量。他也不止一次向中國作協黨組請　求儘快委派主編，作協某些負責同志也在與他的正式談話中保證儘快選派，但後來卻不了了之，而且有訊息從各種渠道傳來，似乎《中國》的生存也成了問題。

我們不願意相信這樣的傳聞。作為普通的文學編輯，我們對中國作協現任的主要負責同志是寄予了應有的信任和熱望的。然而，接踵而來的卻是這樣一些事實：

作家協會領導的幾大期刊，紙張、印刷、出版、發行是由作家協會統一負責管理，而我們《中國》編輯部卻要獨立承擔這一切繁重工作。由於需要，我們準備調進一位同志專門搞　發行，但得到的答覆是“調人暫停”，刊物辦不辦，還要“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