披露晚年丁玲生活思想狀態:丁玲辦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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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主編，中層領導班子（編輯室一級）也一直沒有得到確認。丁玲同志去世至今，沒有一位作協領導下　到編輯部來了解我們有什麼困難，給我們以應有的幫助。在中國作家協會組織的各大期刊對外宣傳廣告中，開始竟不考慮有《中國》的介紹文字，只是在牛漢同志據理力爭之後才　予補上。

實際上，類似的問題在丁玲同志生前就已經出現。關於編輯部的人員編制，中央有關部門指示作協配備應有的編輯人員，但作協遲遲不予解決。為此，丁玲同志四處奔走，原計劃　的桑乾河之行只得一延再延。直到去年秋天，也就是《中國》創刊招待會將近一年的時間，才由中央有關部門直接批給《中國》人員編制。那時丁玲同志的身體已不允許她作為一　個作家重訪她日夜眷念的桑乾河，實現她最後一部長篇小說的創作。為此她曾不無感慨地說：“比我當年辦《北斗》還難！”大家知道，丁玲同志創辦的這個刊物，開始是以民辦　公助形式出現的，後決定由中國作家協會領導，但是，丁玲同志去世以後，在實際工作中我們深深感到，《中國》文學雜誌，實際並沒有得到中國作家協會真正的確認。

我們就是在這樣一種別人看來不可想象的不安定的氣氛中工作的。我們憑著良心幹著一件我們認為神聖的事業。作者、讀者寄予我們的厚望，激發了我們工作的熱情。從大量來稿　當中，我們注意發現和培養有希望的文學青年，並有意識地推出了一批青年作家、詩人和理論批評家。《中國》的詩有目共睹。最初，我們是透過把握詩歌的發展潮頭來把握整個　文學的發展趨勢的，大量讀者來信稱，《中國》的詩理所當然是中國第一流的。當青年女作家殘雪的小說《蒼老的浮雲》輾轉周折，來到我們案頭的時候，我們感到一個當代文學　無法迴避的現象已經出現，我們有責任提供篇幅予以刊載。在文學理論和批評的建設上，《中國》發表的大量文章，加入我們民族對自身文化的反思，和對當前文學現狀的評論。　主編丁玲同志《熱情扶持文學新生代》（《文藝報》1986年2月15日第1版）的文章，副主編牛漢同志《詩的新生代》（《中國》1986年第3期）一文，表達了《中國》文學月刊的編　輯方針和藝術信念。我們從許多讀者來信中，感覺到了讀者、同行們支援的目光。當然，我們也聽到了對本刊發表的作品、特別是本刊刊載的直言不諱提到文藝界某些負責同志的　理論批評文章的指責。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附錄：《中國》備忘錄——終刊致讀者（3）

我們是在探索，“新生代”文學在探索，幼稚與缺欠在所難免。我們歡迎來自各方面的善意和真誠的批評，熱切希望透過正常渠道，以正常方式，與上級領導機關溝通、交流，不　斷改進工作，提高刊物質量。在提倡寬鬆和諧氣氛的今天，這應該說並不是苛求。但事實總出乎我們的意料。

一九八六年，時值盛夏，我們卻感到陣陣寒意。牛漢同志被召到中國作家協會彙報工作，一位主要負責同志說，要對《中國》進行整頓；作為作家、理論家、紅學家和《愛情心理　學》研究家的另一位負責人則武斷地說，《中國》辦得很糟，作協大院沒有一個人認為《中國》辦得好。並通知牛漢同志，他們將召集一個“有關人士”參加的會議，專門“討論　”《中國》問題。對於這樣一種不正常的會議，牛漢同志問：“是批判會嗎？”後來不知何故沒有開成，作協領導也不再提此事。

為了正常的工作，我們又打報告給作家協會書記處，請示：關於刊物一九八七年出版發行問題；關於主編人選問題；關於中層領導配備問題；關於下年底辦刊經費問題。報告打上　去如泥牛入海，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編輯部數次聯絡要求面見作協領導，陳述我們工作的困難及辦刊中的種種問題，然而作協領導說他們很忙，他們要開會、出國、外出講學，抽　不出哪怕半小時時間來滿足我們依靠組織、依靠領導為我們排憂解難的迫切要求。而這期間，我們不斷聽到這樣的訊息，一份關係到《中國》命運的報告已經呈到了中宣部。關於　這份報告作協內外傳得紛紛揚揚，而作家協會黨組、書記處卻沒有對我們編輯部作任何說明。這時，我們預感到，丁玲同志嘔心瀝血獻之以生命的、國家有關部門批准、曾得到文　藝界和讀者支援的《中國》，已經走上了它最後的路程。

我們不甘心。

我們認為，這份刊物的消失將會給社會主義文學事業帶來損失，尤其是在黨中央提出創造寬鬆和諧的文藝、學術氣氛的時候，中國作家協會對《中國》編輯部不作任何解釋，以“　內部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