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部分 (第2/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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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過去受過委屈，但對祖國還是苦戀的，苦我也戀，而且是苦苦的戀。他就是從這一點出發 來寫的。這是我主觀上這樣想的，沒有問過白樺，也可能我想得太簡單，並不符合實際。他在動筆的時候，為了表現‘苦’，就失去了分寸，把平日深藏在心底的一點小小的委屈 的火花閃亮了，信筆所之，淋漓盡致，編造了一些不現實的生活情節，流露出一種並不健康的情緒，使讀者和觀眾感到詫異，感到委曲，感到憤慨。這恐怕是作者當初沒有想到的 。在攝製過程中，由於各種藝術手段的使用，使人看了更感到人生的淒涼，對這個社會主義國家，對我們民族的前途失去信心。從社會效果看，是很不好的。”
當時，她說那樣的話，是有一些風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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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作協黨組的態度（1）
主編丁玲的命運，決定著《中國》的命運。
黨組書記張光年的態度，左右著中國作協黨組對《中國》的態度。
丁玲和張光年的關係不好，可以說很不好。
張光年，即《黃河大合唱》的詞作者光未然，解放初期任全國劇協黨組書記，1957年調中國作協任書記處書記、《文藝報》主編。1955年批“丁陳反黨集團”，1957年批丁玲右派 ，張光年都是骨幹。丁玲1985年9月11日在協和醫院同劉白羽談話時，回憶起張光年1955年揭發自己的事情，有點不屑地說：“我心裡想，我們兩個也沒一塊兒工作過，你也不瞭解 我，我也不瞭解你，我們從來也沒來往過，你不過就是戲劇學院一個創作室的主任嘛，你不過領導賀敬之、魯煤那麼幾個人搞創作嘛。什麼老兵老兵，在那裡擺臭架子，你不就是 五七年上來的角色嗎？現在成了老兵了？”
張光年的官運好，全國解放後在歷次政治運動中都是骨幹，並扶搖直上。1965年8月中央任命中國作協第八屆黨組，劉白羽任書記，張光年與嚴文井任副書記。“文革”以後1978年 5月中國作協恢復工作，7月成立臨時黨組，張光年從那時起就一直擔任黨組書記，中國作協的一把手。
丁、張的關係，在粉碎“四人幫”之後曾經有過短暫的春天。兩個人第一次見面是在1981年。那年4月17日下午，中國作協文學講習所第六期（少數民族讀書班）在民族文化宮舉行 開學典禮。丁玲先到了，坐在休息室裡，她看見張光年走進來，便從沙發上站起來，主動打招呼。從1958年丁玲下放北大荒算起，他們已經有二十多年沒有來往了。兩人都有些激 動，很熱情地握手，互相問到身體，問到近況。丁玲說剛從廈門回來，那裡氣候和條件都很好，建議張光年也去鼓浪嶼休養。張光年1979年2月患腸癌在協和醫院動過手術，他說事 情太多，脫不開身，馬上就要去河南，從河南迴京後就去丁玲家裡看她。典禮之後拍合影時，張光年挨著丁玲，坐在她的左邊。
那是他們之間唯一一次真誠的握手，唯一一次身挨身的合影。在他們的關係史上，1981年4月17日那個下午，真是歷史性的匆匆一瞥。
張光年沒有食言。4個月後，8月27日下午，他和朱子奇一起登門來看望丁玲。當時丁玲應聶華苓之邀，即將啟程訪美，張光年一是為她送行，二是為作協即將召開主席團會議、改 組書記處、成立顧問會等事項，聽取丁玲的意見。那是他頭一次登丁玲的家門，也是最後一次。談話間，兩人很快就發現，在這些問題上，彼此的意見看法差距甚大。4個月之前那種久別重逢的激動平息之後，兩 人都恢復了理智：我們過去不是一個戰壕的戰友，今天依然不是。
張光年的來訪，加深了丁玲對中國作協工作的不滿和擔憂，她甚至夜不能寐，第二天凌晨起來就給周揚寫了一封信：
……昨天聽了張光年同志來講的你們的對作協工作上的佈置和打算，說打算吸收幾個老作家當顧問，提拔作協內部的幾個工作人員和個別作家參加黨組或書記處，以改變現在老弱 病的現象。我認為這種敷衍一時的想法是不對的，是有許多根由的。我心裡實在不得不添些憂愁，睡不著，現在四點多鐘，爬起來把幾點切要的意見寫給你，望你把我當著一個普 通的、對黨的事業關心的同志考慮一下我的意見。大道理你懂得，也會講，因此我不談它。我只說自從我回來北京以後，對於文藝工作的一些實在不得人心的種種做法。第一，我 從來沒有聽到你們提倡文藝為工農兵，你們把老解放區，把黨在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培養起來的老作家都擱在一邊，只在需要裝飾的時候，表面上虛與委蛇一下，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