捨我其誰:胡適(第一部:璞玉成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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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認為中國人應該檢討他們自己作的努力實在太不夠了。他認為中國人很少花心思去了解西方人到底在這方面作了多少的努力。他說：“一個人如果要想為某一門知識作出貢獻，他必須先知道那門知識的現況；要使山加高一點兒的方法，是在山頂上加塊石頭，而不是老是在山腳下堆巨石。”

韋利說胡適不同於其他中國人的地方，在於他了解西方人，所以他知道他們要的是什麼。他說西方人碰到胡適，就好像是第一次跟中國的知識分子有了真正的心智上的接觸一樣。問題是，胡適不是一般的中國知識分子。他說胡適天生異類，雖然形體上是中國人的樣子，但根本等於就是西方人。所以韋利說：“如果胡適只是一個一般的中國教授，唯一跟他的同儕不同的地方只是他會說我們的話，這隻‘會說人話［注：英語］的鸚鵡’（oiseau　qui　parle）或許還可以比較如實地為我們呈現出當代中國的心態（mind）。事實是，他壓根兒就不具有代表性。”＇　Arthur　Waley；　“Hu　Shih’s　Exceptional　Genius；”　The　Peking　Leader；　October　18；　1927。　＇

韋利一句話就點中了關鍵的所在：胡適不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典型。換句話說，我們不能透過胡適來了解二十世紀中國的知識分子，因為他根本就是天生異稟的奇葩。要想用胡適來作為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典型，就彷彿把天才當作一個社會的典型一樣地荒謬。然而，這並不表示研究胡適就等於是象牙塔、孤星式的研究，沒有其普遍的意義。事實恰恰相反，胡適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重要性，就正在於他是龍頭；他具有指標性、前瞻性與規範性。作為一代宗師，他訂定了當時中國史學、哲學、文學研究的議題、方法和標準；作為白話文學的作者和評論家，他不只是推行了白話文，他根本上是規範了新文學的技巧、形式、體例與品味；作為一個政論性雜誌的發行人、主編、撰稿者，他塑造了輿論；作為中國教育文化基金會最具影響力的董事，他透過撥款資助，讓某些特定的學科、機構和研究人員得以出類拔萃，站在頂尖的地位。＇　請參閱拙著Yung…chen　Chiang；　“Performing　Masculinity　and　the　Self：　Love；　Body；　and　Privacy　in　Hu　Shi”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May；　2004）；　p。　307。＇

二十世紀前半葉的中國，能帶領一代風騷、叱吒風雲、臧否進黜人物者，除了胡適以外，沒有第二人。正由於胡適是二十世紀中國思想界的第一人，正由於胡適是當時中國思想、學術、輿論界的領袖、宗師與巨擘，他的一生正是用來管窺二十世紀前半葉中國學術、知識、輿論界最理想的透視鏡。我撰寫這部《捨我其誰：胡適》的理想，是希望能在栩栩如生地呈現出他的學術、思想、生活與事業以外，透過這部傳記，來重建胡適所處的社會與時代的風貌——不管是他生於斯、長於斯、功成名就於斯的中國大陸，還是他留學、訪問、持節出使以致於流亡的美國，甚至是他龍困淺灘以致於終老埋骨的臺灣。　txt小說上傳分享

前言（4）

胡適的一生是燦爛的。在他人生的巔峰，國際是他的舞臺。他一生中與之往來唱和，在思想上平起平坐的，是奧林帕斯巔峰上的杜威、羅素、王國維、梁啟超等等眾神及其山腰上的眾仙；在他的大使任內，往來的冠蓋，有美國羅斯福總統、訪美的王公將相、美國的國務卿及其司長、各國駐美使節以及美國顯貴富豪的社交圈。有多少人，人云亦云，說胡適“膚淺”，說他西學根柢薄弱，渾然不知他們自己就是莊子的寓言裡所說的蟬與斑鳩。他們不識鯤鵬之大，坐井觀天，正坐莊子所謂“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之譏。試問，在胡適出生百年後的人如果能看出胡適“膚淺”的所在，其所反映的不過是學術的漸進，而不是嘵嘵然貶抑胡適者個人的聰明與才智；反之，在胡適出生百年後的我們，既有坐擁群書之利，又有能坐在研究室裡，隨時手打鍵盤，上圖書館期刊網搜尋、閱讀論文之便，如果不能超越胡適，則該汗顏的是自己，而不是反其道而行，津津樂道地細數胡適的“膚淺”。

一個不能向天才致敬、虛心反求諸己的社會，就是胡適所說的“侏儒的社會”。1927年4月10日，如日中天的胡適為韋蓮司對他所在的“侏儒的社會”所下的定義是：“人人都盲目地崇拜著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