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氓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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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於慷慨大方的高尚自由……他們既不會意識到對他們施以精神恐嚇的冒失無禮，也不會意識到它們的人身自由已被粗暴剝奪，因為他們決不會弄清這種學說的真實意義。”

過了幾個月，我看到學者王曉漁的部落格，這樣寫餘教授：

“一度沉寂的餘秋雨先生，6月因為含淚勸告地震災民不要請願、不要被反華媒體利用成為公眾焦點。9月，兩地政府分別送來禮物：先是位於浙江省慈溪市橋頭鎮的老宅正經有關部門上報申請成為慈溪市文物保護單位，隨後上海市教委在上海戲劇學院成立‘餘秋雨大師工作室’。對於故居成為文物保護單位，餘秋雨先生多半不會感到意外，因為已經易主的老宅，正是由他本人買下轉贈當地政府；對於自己被稱為大師，一貫嚴肅的他難得幽默地說：‘比“大”字等級更高的是“老”字，一個人先成“大人”才能成為“老人”，那麼，既然我已經做了大半輩子的“老師”，那就後退一步叫叫“大師”也可以吧。’”

看到餘教授這典型上海味的“幽默”和謙虛，我面前立刻浮現出他那張戴著大眼鏡的文人臉。他的那張臉，在某種意義上說，就代表了我們這個時代的“文化”——虛偽，淺薄，粗鄙，裝腔作勢，故弄玄虛，急功近利，又當名妓又立牌坊……

特別感到可笑又可悲的是，人還沒死，餘教授就已經自己給自己安排“生祠”，真比魏忠賢不如！

遙想當年“九千歲”魏公公，人家活著的時候建有生祠，也不是自己花錢買房子給自己弄的。天啟六年夏，浙江巡撫潘汝楨以機戶感恩的名義，在當地為魏忠賢建“生祠”（活人紀念館），地點位於關羽廟和岳飛廟之間。為此，潘巡撫上疏表奏自己的“公心”，諛贊魏公公“心勤體國，念切恤民”。由此一來，天下阿諛官員群起效仿，魏公公生祠遍天下。

從規模上講，餘教授現在的“生祠”，乃破落一間房耳。但從誅心之論講，餘教授還不如魏忠賢——因為茫茫天下，並無人拍馬附和，乃只是他自己想出的餿主意。

人家魏公公的生祠，規模巨大，九進殿庭，肅穆如太廟，壯麗如帝居。當年大同、湖廣、薊州等地的生祠中，魏忠賢坐像皆系純金製成，頭戴沖天冠，手執玉笏，儼如上天尊帝派頭。由於巧匠眾多，江南一帶的魏忠賢祠內坐像多以沉香木為體，眼耳口鼻手足皆栩栩如生，睛能顧盼，口欲發聲，連坐像肚子中也按真實比例，用金玉珠寶雕成腸子、肚子、心肝、肺等，充斥其中，以擬真人。

時代發展了，科技進步了，不知道餘秋雨教授的生祠裡面，是否來個真身塑像呢？如果用泥塑，我估計肯定要選用無錫丁蜀鎮做紫砂茶壺的細泥，如果再摻上些特級西湖龍井在紫砂泥裡，聽上去就更那麼有文化品味。當然了，用聲光電的科技手段加上逼真的蠟塑，也是一種選擇，能保證餘教授鬚毛畢現，“栩栩如生”，說不定還能在香菸繚繞、鐘鼎齊鳴之際，殿堂的喇叭裡面時時響徹起餘教授朗誦給夫人的情詩呢……

美國學者維瑞里奧（virilio）說過，“新的空間，是速度－空間，不再是時間－空間。”由此，傳播的速度已經不是手段，它變成了環境。在這樣的世界中，我們的腦海中留下的電視印記那麼清晰，那麼不可磨滅，那樣容易受到攻擊。

作為有情感、有思想的人，我們不是那些呆板地只接受微不足道刺激就反射的小白鼠，人生是個迷宮，我們確實需要學習，確實需要複雜生活的邏輯，但並非是任由別人誘惑和欺騙的白痴。

當知識分子當“大師”的願望如此迫切，當文人的鬧劇發展到這個地步，當我們這個時代的“文化人”都這麼沒文化，確實說明我們患上了某些嚴重的“時代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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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與金錢的怪異聯姻（1）

清明時節雨紛紛，座上教授正叫魂。

即使在商場購物，那巨大的液晶超薄顯示屏上，也依舊晃動著學術“明星”們的身影。在某個歷史名山的山頭上，紅得令人生疑的紅木太師椅一溜排開，男男女女，幾個百家講壇的老中青教授，男的一頭染過的漆黑頭髮斜耷額頭，立領唐裝（其實是滿服）；女的電發飄飄，紅朱唇白粉臉搭配著大義凜然的革命表情，他們正指點江山，揮斥方遒，大談特講寒食、清明、歷史、文化。他們擺出一副*攝魄的架勢，以有異於相聲泰斗郭德剛的狂妄表情，明白無誤地展示著話語權：我們就是國學，我們就是標準，我們就是文化復興的標誌。

其實，最早看到百家講壇上面易中天先生和于丹女士，我心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