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噩夢一般，電視臺在播放餘秋雨的“秋雨時分”——餘教授正襟危坐，依舊是那副道貌岸然的、凜然不可犯的神情，依舊是天下蒼生盡被憐憫的笑容，面對眼前圍坐一圈的美麗如花、天真有邪的名牌大學女生，他正口若懸河地講述著北魏孝武帝改革的宏大歷史敘事。
很顯然，百家講壇老教授們的“學術超男”的火熱勢頭讓餘教授窩心上火，於是丟開他最拿手的*式激情澎湃的散文，開始到電視上來鋪陳歷史了。
人，不能沒自信，但也怕太自信。過於自信的人，往往有掙脫地球引力飄飄上天的良好感覺。其實，對於一向巧言令色的餘教授來講，歷史，是他的一個死穴和軟肋。試想，他僅僅寫了幾本汪洋恣肆的文化散文，就能把“致仕”當成“當官”來解讀那樣的低階錯誤，愣能讓金老先生弄出整整一本《石破天開逗秋雨》的書來給他挑硬傷。文章、學識如此傷痕累累，依理說，他應該暫時偃旗息鼓，惡補一下歷史才對啊。
不！他不！越是艱險越向前、死不懺悔的餘教授，他不僅沒有安靜下來補習歷史，在夾槍帶棒地譏諷那些對他提出善意批評的人是他先前的“政治”對手的同時，他又不甘寂寞地頻頻露臉，常常在類似“秋雨時分”這樣的電視節目中重新抖落才學，賣弄悲天憫人。為了顯示博學，為了讓人覺得自己莫測高深，他總是用書面語來講述本來就佶屈聱牙的歷史。
看著電視螢幕上那張霧氣騰騰的油臉，我滿懷惡意地想聽聽餘教授的高見。結果，我只是聽到了系列的大言鋪陳。對於北魏的歷史，餘教授支支吾吾，語焉不詳，估計他連馮太后是孝文帝的奶奶而不是他媽這樣的歷史事實都不知道。
懷著慣有的傲慢和驕橫，他大講特批漢人知識分子的“民族沙文主義”。餘教授啊，在南北朝時期，是北方漢人生活歷史上最黑暗的時代，連士族高門都要依附胡族政權才能生存，哪裡還談得上“漢族沙文主義”？
最讓人感到悲哀的是，我忽然發現，這位大名鼎鼎的餘教授，其實連古漢語的斷句都不懂——在講述這段歷史時，他講了一段這樣的故事：孝文帝漢化改革後，孝文帝到了一個城市，他在街上看見一個婦女坐在車中，作鮮卑打扮，就讓人去喚那個城市的“小皇帝”過來（餘教授真逗，北魏的城市還有“小皇帝”），問他為什麼改革措施沒有落實下去……
這個故事呢，確有其事，講的不錯，原本是為了說明孝文帝推行漢化政策的堅決態度。
但是，餘大教授所說的被孝文帝喚來責問的那個“城市”的“小皇帝”，讓我百思不得其解。好在我家裡有兩套中華書局出版的帶註釋的、全本《資治通鑑》，於是我翻到第142卷，發現有這樣的句子：
“魏主（孝文帝）謂任城王（元）澄曰：‘朕離京以來，舊俗少變不？’對曰：‘聖化日新。’帝曰：‘朕入城，見車上婦人猶戴帽、著小襖，何謂日新！’對曰：‘著者少，不著者多。’帝曰；‘任城（王），此何言也！必欲使滿城盡著邪！’（元）澄與留守官皆免冠謝。”
那些想當“大師”的文化人（2）
也就是說，在餘教授蜻蜓點水般的、自以為是的電視演講“備課”過程中，可能還真翻了幾翻古漢語的原文，但他竟然把“任城王”這個名詞都理解錯了，就這三個字，他囫圇吞棗地理解成為是某個人“擔任”一個城市的“王”（即他所說的“城市”的“小皇帝”）。如此錯誤，看似不大，卻徹頭徹尾地暴露了餘教授連基本閱讀古代典籍斷句的功夫都不具備，真真讓人齒冷，同時讓人心寒——這位“大師”可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文化名人啊！
本來睡眼惺忪的我，怒火中燒，當時我真想撲入電視，把餘教授拉出來，扇他兩個大耳光，而且還要語重心長地怒斥他：“你寫文章丟臉，還有個閱讀的延遲性，還可以再寫文章抵賴、反駁、辯解。但是，連簡單粗疏的文案工作都如此馬虎，看了幾眼歷史書，連斷句都不會，囫圇吞棗，就匆匆上臺，在電視上丟人現眼，有影有音，證據確鑿，授人以柄，太掉教授的份兒！”
當然，餘教授一向是很強硬的，他從來不認錯，哪怕是白紙黑字，哪怕是黑影白屏，這位自詡為中國第一文化學者的精英，從來都是利齒鋼牙。我覺得，餘教授肯定讀過希特勒《我的奮鬥》中的一段話語，自以為是地覺得知道如何駕馭讀者：
“（群眾或讀者）就像女人……寧願屈從堅強的男人，而不願統治懦弱的男人；群眾愛戴的是統治者，而不是懇求者，他們更容易被一個不寬容的對手的學說折服，而不大容易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