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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女性一方面，本來也沒有罪，現在是做了舊習慣的犧牲。我們既然自覺著人類的道德，良心上不肯犯他們少的老的的罪，又不能責備異性，也只好陪著做一世犧牲，完結了四千年的舊賬。
做一世犧牲，是萬分可怕的事；但血液究竟乾淨，聲音究竟醒而且真。
在那時的婚姻關係中，夫妻雙方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如果丈夫提出要終止這婚姻關係，叫做“休妻”，那就意味著妻子有了某種重大的過失，於她是很有損名譽的事情。魯迅雖然不愛朱安，但是如果提出離婚，就會給她很大傷害。他知道，她也是舊習慣的犧牲者，是不幸的人。因而決心“陪著做一世犧牲”。這裡，人們可以看到魯迅的道德面貌。
這一不幸的婚姻折磨了他二十年。他的學生孫伏園在《魯迅先生二三事》一書中講了這樣一個細節，那時魯迅已經在###做官，已經在大學任教了：
一天我聽周老太太說，魯迅先生的褲子還是三十年前留學時代的，已經補過多少回，她實在看不過去了，所以叫周太太做了一條棉褲，等魯迅先生上衙門的時候，偷偷地放在他的床上，希望他不留神能換上，萬不料竟被他扔出來了。老太太認為我的話有時還能邀老師的信任，所以讓我勸勸他。
魯迅先生給我的答話都是不平庸的：“一個獨身的生活，決不能常往安逸方面著想的。豈但我不穿棉褲而已，你看我的棉被，也是多少年沒有換的老棉花，我不願意換。你再看我的鋪板，我從來不願意換藤繃或棕繃，我也從來不願意換厚褥子。生活太安逸了，工作就被生活所累了。”這是的確的，……他雖然處在家庭中，過的生活卻完全是一個獨身者。
這裡，魯迅直率地說出了“獨身的生活”。這一點也立刻得到了在近處觀察了的孫伏園的認同。這大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這個婚姻、這個家庭的有名無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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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的禮物（3）
毫無疑問，這一婚姻給魯迅帶來了很長久的痛苦。不過這痛苦是得到了補償的。一個人在感情上、生理上的需求得不到滿足的時候，多餘的精力就有可能用到事業，用到思想上去了。正好是孫伏園看到的這些年裡，魯迅參加《新青年》的工作，給《晨報副刊》寫稿，給《語絲》寫稿，和《現代評論》派鬥爭……是不是可以認為：這是化痛苦為文章，化痛苦為思想呢？我們可以看看魯迅的一段引文。他在《〈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中，在談到陸侃如馮沅君夫婦的文學活動的時候，引用了匈牙利詩人裴多菲題B�Sz夫人照相的詩：
聽說你使你的男人很幸福，我希望不至於此，因為他是苦惱的夜鶯，而今沉默在幸福裡了。苛待他罷，使他因此常常唱出甜美的歌來。
引文之後，魯迅接著說：
我並不是說：苦惱是藝術的淵源，為了藝術，應該使作家們永久陷在苦惱裡。不過在彼兌菲的時候，這話是有些真實的；在十年前的中國，這話也有些真實的。
在婚姻問題上，上帝是苛待了魯迅的。不過倒也好，這也就造就出了一位不世出的思想家和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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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的計劃流產了（1）
婚事辦過，魯迅又要去日本過他的留學生活了。正好二弟作人在江南水師學堂畢業，上年冬天到北京透過了練兵處留學日本的考試，只是因為近視不能學習海軍，在學堂裡閒住了半年，這時改命學習土木工程。於是，1906年夏曆九月，兩兄弟就一同前往日本。到了東京，就到魯迅原先住的公寓伏見館住了下來。
周作人在《魯迅與日本社會主義者》一文中談到過這一回初到東京時候的一件事情：
當時我同魯迅往東京去，有在南京相識、在做革命運動的朋友壽州孫竹丹，託我帶兩樣東西，說是親戚吳家有女兒吳弱男在日本留學，這是帶給她去的。這是一把黃砂的茶壺和一件羊皮背心，叫我送給宮崎寅藏，請他轉交。……我因語言不通，地理不熟，不能去送，乃由魯迅代去，找到宮崎滔天，談得很是投機。過了兩天，他到神田小川町的《平民新聞》社去訪問，這是社會主義者所辦的報紙，紅色的大門，大概宮崎滔天也是在內，所以約他在那裡會見。那報的主筆是堺枯川（利彥），那時也相見了。他們還出版有《社會主義研究》，一種雜誌似的刊物，紅色紙面，很是鮮豔，魯迅當時買有一套，大概是六冊，內容已記不清，只記得其中的一冊是《共產黨宣言》的譯本。
這裡說的宮崎寅藏（1871—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