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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年之後寫的《藤野先生》裡，魯迅又把這事說了一遍，只有一點不同，就是那個給俄國軍隊做偵探的中國人，不是被砍頭而是被槍斃。人當年留下的好些張劊子手揮刀砍去的新聞圖片中可以推知這篇當是誤記。
魯迅放棄醫學，決心以文學為自己的終身事業，當然不會是一個刺激和一時衝動的結果。在這幾年裡，他讀了許多文學書。許壽裳在《亡友魯迅印象記》中說：“魯迅在弘文學院時，已經購有不少的日本文書籍，藏在書桌抽屜內，如拜倫的詩，尼采的傳，希臘神話，羅馬神話等等。”這應該是他決心從事文學活動的遠因吧。現在突然遇到這強烈的刺激，於是他作出了最終的抉擇，提出了退學的申請。1906年3月15日仙台醫學專門學校同意魯迅退學。離開仙台之前，他向藤野先生辭行：
到第二學年的終結，我便去尋藤野先生，告訴他我將不學醫學，並且離開這仙台。他的臉色彷彿有些悲哀，似乎想說話，但竟沒有說。
“我想去學生物學，先生教給我的學問，也還有用的。”其實我並沒有決意要學生物學，因為看得他有些悽然，便說了一個慰安他的謊話。
“為醫學而教的解剖學之類，怕於生物學也沒有什麼大幫助。”他嘆息說。
將走的前幾天，他叫我到他家裡去，交給我一張照相，後面寫著兩個字道：“惜別”。（《藤野先生》）
學醫的夢（3）
這張照片後來長期掛在北京魯迅工作室的牆上，書桌的對面。他說：“每當夜間疲倦，正想偷懶時，仰面在燈光中瞥見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說出抑揚頓挫的話來，便使我忽又良心發現，而且增加勇氣了，於是點上一枝煙，再繼續寫些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惡痛疾的文字。”
魯迅從仙台退了學，回到東京，在本鄉區湯島二丁目的伏見館住了些時候。
許壽裳在《懷亡友魯迅》一文中記述了他們的這一次相見：
第二學年春假的時候，他照例回到東京，忽而轉變了。
“我退學了。”他對我說。
“為什麼？”我聽了出驚問道，心中有點懷疑他的見異思遷，“你不是學得正有興趣麼？為什麼要中斷……”
“是的，”他躊躇一下，終於說：“我決計要學文藝了。中國的子，壞子，豈是醫學所能治療的麼？”
我們相對一苦笑，因為子壞子這兩大類，本是我們日常談話的資料。
1906年3月離開仙台前，與醫專同學合影留念。
從這裡也可以看出：魯迅決心從事文學，同他這些年思考國民性問題有關。許壽裳在《亡友魯迅印象記》中說：
魯迅在弘文學院的時候，常常和我討論下列三個相關的大問題：
一怎樣才是最理想的人性？
二中國國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麼？
三它的病根何在？
他對這三大問題的研究，畢生孜孜不懈，後來所以毅然決然放棄學醫而從事於文藝運動，其目標之一，就是想解決這些問題。
每一個民族都有不同於其他民族的心理素質，不同的文化傳承，不同的民族特性。中國民族性或者說國民性有些什麼特點，它和其他民族的民族性或者說國民性比較起來又有什麼缺點，這問題魯迅苦苦思考了一生。在他去世前幾個月寫給尤炳圻的信中，還將中國和日本兩國的國民性作了對比，他說：
日本國民性，的確很好，但最大的天惠，在未受蒙古之侵入；我們生於大陸，早營農業，遂歷受遊牧民族之害，歷史上滿是血痕，卻竟支撐以至今日，其實是偉大的。但我們還要揭發自己的缺點，這是意在復興，在改善……
可見終魯迅一生，這個問題一直縈迴在他的腦際。這種思考，在他的文章裡時有反映，即如小說《阿Q正傳》，他自己在《偽自由書·再談保留》一文裡就說過，“是想暴露國民的弱點的”。在雜文作品中，對國民性弱點的反映就更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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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的禮物（1）
1906年夏天，魯迅回國去了一趟，這是母親叫他回去結婚。
關於這次婚事的情況，我們知道得極少，只知道是以不幸始，以不幸終。新娘朱安（1878—1947），山陰（今併入紹興）人，比魯迅大三歲。這門親事，據周作人在《魯迅的故家·阿長的結局二》中說，還同教魯迅讀過《鑑略》的叔祖父周兆藍的夫人有一點關係：
仁房的兆藍，字玉田，藍太太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