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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作人兄弟來到東京，他們的學習、交遊、生活起居這些，就說到這裡。下面就說魯迅提倡文藝運動的事了。他中止學醫，原就是為了這事嘛。他最初的計劃，是想辦雜誌。這件事，周作人在《魯迅的青年時代》有一些簡要的記述：
魯迅的文藝運動的計劃是在於發刊雜誌，這雜誌的名稱在從中國回東京之前早已定好了，乃是沿用但丁的名作《新生》，上面並寫拉丁文的名字。這本是同人雜誌，預定寫稿的人除我們自己之外，只有許壽裳、袁文藪二人。袁在東京和魯迅談得很好，約定自己往英國讀書，一到就寫文章寄來，魯迅對他期望最大，可是實際上去後連信札也沒有，不必說稿件了。剩下來的只有三個人，固然湊稿也還可以，重要的卻是想不出印刷費用來，一般官費留學生只能領到一年四百元的錢，進公立專門的才拿到四百五十元。因此在朋友中間籌款是不可能的事，何況朋友也就只有這三個呢？看來這《新生》的實現是一時無望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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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的計劃流產了（4）
魯迅自己在《〈吶喊〉自序》中也有類似的回憶：
……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於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於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在東京的留學生很有學法政理化以至警察工業的，但沒有人治文學和美術；可是在冷淡的空氣中，也幸而尋到幾個同志了，此外又邀集了必須的幾個人，商量之後，第一步當然是出雜誌，名目是取“新的生命”的意思，因為我們那時大抵帶些復古的傾向，所以只謂之《新生》。
《新生》的出版之期接近了，但最先就隱去了若干擔當文字的人，接著又逃走了資本，結果只剩下不名一錢的三個人。創始時候既已背時，失敗時候當然無可告語，而其後卻連這三個人也都為各自的運命所驅策，不能在一處縱談將來的好夢了。這就是我們的並未產生的《新生》的結局。
《新生》計劃另一個參與者許壽裳在《亡友魯迅印象記》中對此還作了一點補充：
魯迅想辦雜誌而未成，記得《吶喊》自序上已有說明：出版期快到了，但最先就隱去了若干擔任文稿的人，接著又逃走了資本，結果只餘下不名一錢的三個人。這三個人乃是魯迅及周作人和我。這雜誌的名稱，最初擬用“赫戲”或“上徵”，都採取《離騷》的詞句，但覺得不容易使人懂，才決定用“新生”這二字，取新的生命的意思。然而有人就在背地取笑了，說這會是新進學的秀才呢。我還記得雜誌的封面及文中插圖等等，均已經安排好好的，可惜沒有用。
周作人在《關於魯迅之二》中要說得更詳細一些：
他的第一步的運動是辦雜誌。那時留學生辦的雜誌並不少，但是沒有一種是講文學的，所以發心想要創辦，名字定為《新生》，——這是否是借用但丁的，有點記不清楚了，但多少總有關係。其時留學界的空氣是偏重實用，什九學法政，其次是理工，對於文學都很輕視，《新生》的訊息傳出去時大家頗以為奇，有人開玩笑說，這不會是學臺所取的進學新生（即新考取的秀才）麼。又有客——彷彿記得是胡仁源——對豫才說，你弄文學做甚，這有什麼用處？答雲，學文科的人知道學理工也有用處，這便是好處。客乃默然。看這種情形，《新生》的不能辦得好原是當然的。《新生》的撰稿人共有幾個，我不大記得，確實的人數里有一個許季茀（壽裳），聽說還有袁文藪，但他往英國去後就沒有訊息了。結果這雜誌沒有能辦成，我曾根據安特路朗的幾種書寫了半篇《日月星之神話》，稿今已散失，《新生》的原稿紙卻還有好些存在。
《中國小說史略》的日文譯者增田涉同魯迅曾經有過多次交談。他在《魯迅的印象》一書中說，在一次談話涉及蘇曼殊的時候，魯迅告訴他：“實際上，他（指蘇曼殊）是我們要在東京創辦的《新生》雜誌的同人之一。”那麼，《新生》同人的名單，在周作人，許壽裳，袁文藪之外，還可以加上一個蘇曼殊了。蘇曼殊才華橫溢，也正努力於文學的創作和翻譯，也喜愛拜倫的詩，當時想到和他合作，也不是不可能的。只是這人太古怪，也太頹廢了，誰要認真和他合作辦一件什麼事，恐怕都是辦不到的吧。也許他就是最先隱去的擔當文字的一人。許多年之後，有人冒魯迅之名在曼殊墓上題詩，他為此發表了一篇《在上海的魯迅啟事》，其中說道：“然而去‘隨’曼殊，卻連我自己也夢裡都沒有想到過。”明顯流露出了對他的不滿，這裡是不是包含著當年東京的這一段記憶呢。
許壽裳1944年2月4日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