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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到小皋埠以後，住的是大舅母孃家的房屋。舅母的弟弟秦少漁，小孩們叫他作“友舅舅”的，魯迅同他很談得來，常跑去找他談天。周作人在《魯迅的故家·娛園》裡回憶這一位友舅舅說：“他又喜歡看小說，買的很多，不是木板大本，大都是石印鉛印的，看過都扔在一間小套房裡，任憑魯迅自由取閱，只是亂扔一堆，找尋比較費事，譬如六本八本一部，往往差了一本，要花好些時光才能找全，這於魯迅有不少的益處，從前在家裡所能見到的只是《三國》、《西遊》、《封神》、《鏡花緣》之類，種種紅樓夢，種種俠義，以及別的東西，都是無從見到的。”這對於他後來講授中國小說史，也許可以說是無意之間的一種準備吧。
大約是1894年清明節前後，大人們看到沒有什麼風波了，就把魯迅兄弟接回家來了。
這一年，在周家，遭了一場大災禍；在中國，也遭了一場大災禍：在中日甲午戰爭中一敗塗地。後來魯迅在《老調子已經唱完》這篇講演中回憶說：“我們中國被別人用兵器來打，早有過好多次了。例如，蒙古人滿洲人用弓箭，還有別國人用槍炮。用槍炮來打的後幾次，我已經出了世了，但是年紀青。我彷彿記得那時大家倒還覺得一點苦痛的，也曾經想有些抵抗，有些改革。”在他能夠留下印象的最早的這一次，就是這中日甲午戰爭吧。
他在《〈促狹鬼萊哥羌臺奇〉譯者附記》中回憶說：
還記得中日戰爭（一###四年）時，我在鄉間也常見遊手好閒的名人，每晚從茶店裡回來，對著女人孩子們大講些什麼劉大將軍（劉永福）擺“夜壺陣”的怪話，大家都聽得眉飛色舞……講演者雖然也許添些枝葉，卻好像並非自己隨口亂談，他不過將茶店裡面販來的新聞，演義了一下。
這裡，魯迅有一點誤記。他把1884年中法戰爭中的事情記成1894年中日戰爭即甲午戰爭中的事情了。劉永福是中法戰爭的主要戰將，他統帥的黑旗軍屢立戰功。甲午戰爭中他雖參加了臺灣的防守，卻沒有什麼值得稱道的表現。《清史稿》卷四百六十三本傳說他：“永福戰越，名震中外，談黑旗軍，輒為之變色。及其渡臺，已多暮氣。”“夜壺陣”這話，包天笑在他的《釧影樓回憶錄》中也說到過，他說：“那個黑旗兵劉永福將軍，真是我們大大的愛國英雄，我們非常崇拜他。還聽到那些無稽不經之談，說劉永福把火藥裝在夜壺裡，大破法軍。”（香港大華出版社版，第106頁）夜壺，是陶製的男用尿壺。“夜壺陣”即利用夜壺作外殼製成土地雷以殺敵的方法。這倒不是什麼“無稽不經之談”，《清史稿》本傳說，“法人擾宣光，永福窖地雷待之，連日隱卒以誘敵”。為了要在短時間裡造出許多地雷，於是想出了利用現成的夜壺作外殼這主意吧。這事到了鄉間時事評論家口中，就變成了神奇的夜壺陣了。中法戰爭時，魯迅才三歲，不可能對人們關於軍事政治的談論留下多少印象，大約是甲午戰爭時有人舊話重提，十三歲的魯迅就留下印象了，所以才在文章裡把它寫做甲午戰爭中的事情吧。
從小康人家墜入困頓（5）
甲午戰爭的失敗，確實給了中國人強烈的激刺，很多人都在痛苦地思考中國的前途命運了。就說魯迅的父親，這一個多次應試也沒有中舉的讀書人，更因為他父親的案件連累扣考斥革，進入仕途已經斷無希望，可是他仍然懷著憂國之心。周作人在《魯迅的故家·伯宜公》中回憶說：
又一回記得他在大廳明堂裡同兩三個本家站著，面有憂色的在談國事，那大概是甲午秋冬之交，左寶貴戰死之後吧。他又說過，現在有四個兒子，將來可以派一個往西洋去，一個往東洋去做學問，這話由魯老太太傳說下來，當然是可靠的，那時讀書人只知道重科名，變法的空氣還一點沒有，他的這種意見總是很難得的了。
左寶貴在平壤之戰中陣亡，是1894年9月15日的事。兩天之後北洋海軍又在黃海大東溝海戰中慘敗。時局越來越壞，他的憂慮只會越來越深。魯迅也不能不受到他這種情緒的感染。正因為風雨飄搖中的祖國面臨著深刻的危機，前途暗淡，就使少年魯迅更加敏銳而難堪地痛感到自己家門的不幸了。
在國難日益深重的時候，他們家裡也是禍不單行。祖父出了事，關在杭州府獄。偏偏這時候父親又病倒了。起病大約是1894年的初冬。那病狀，周作人在《魯迅的故家·病》裡回憶說：
最早的病象是吐狂血。因為是吐在北窗外的小天井裡，不能估量共有幾何，但總之是不很少，那時大家狼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