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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至今還能記得。根據“醫者意也”的學說，中國相傳陳墨可以止血，取其墨色可以蓋過紅色，於是趕緊在墨海里研起墨來，倒在茶杯裡，送去給他喝。小孩在尺八紙上寫字，屢次添筆，弄得“烏嘴野貓”似的，極是平常，他那時也有這樣情形，想起來時還是悲哀的，雖是蒙朧的存在眼前。這以後卻也不再吐了，接著是醫方與單方並進，最初作為肺癰醫治，於新奇的藥引之外，尋找多年埋在地下化為清水的醃菜滷，屋瓦上經過三年霜雪的蘿蔔菜，或得到或得不到，結果自然是毫無效驗。現在想起來，他的病並無肺結核的現象，那吐血不知是從哪裡來的。隨後腳背浮腫，漸至小腿，乃又作水腫醫治，反正也只是吃“敗鼓皮丸”。終於腫到胸腹之間，他常訴說有如被一匹小布束緊著，其難受是可想而知的了。
當年請來給他父親治病的是紹興城內頂有名的醫生，先是姚芝仙，後是何廉臣，魯迅在《父親的病》一文中回憶說：
我曾經和這名醫（按：指姚芝仙）周旋過兩整年，因為他隔日一回，來診我的父親的病。那時雖然已經很有名，但還不至於闊得這樣不耐煩；可是診金卻已經是一元四角。現在的都市上，診金一次十元並不算奇，可是那時是一元四角已是鉅款，很不容易張羅的了；又何況是隔日一次。他大概的確有些特別，據輿論說，用藥就與眾不同。我不知道藥品，所覺得的，就是“藥引”的難得，新方一換，就得忙一大場。先買藥，再尋藥引。“生薑”兩片，竹葉十片去尖，他是不用的了。起碼是蘆根，須到河邊去掘；一到經霜三年的甘蔗，便至少也得搜尋兩三天。可是說也奇怪，大約後來總沒有購求不到的。
他這樣診治了兩年，無效，父親的水腫是逐日厲害，將要不能起床。於是就薦當地另一位名醫何廉臣（魯迅的文章裡寫為陳蓮河）來代替自己。關於這一位名醫，《父親的病》裡是這樣記述的：
陳蓮河的診金也是一元四角。但前回的名醫的臉是圓而胖的，他卻長而胖了：這一點頗不同。還有用藥也不同，前回的名醫是一個人還可以辦的，這一回卻是一個人有些辦不妥帖了，因為他一張藥方上，總兼有一種特別的丸散和一種奇特的藥引。
蘆根和經霜三年的甘蔗，他就從來沒有用過。最平常的是“蟋蟀一對”，旁註小字道：“要原配，即本在一窠中者。”似乎昆蟲也要貞節，續絃或再醮，連做藥資格也喪失了。但這差使在我並不為難，走進百草園，十對也容易得，將它們用線一縛，活活地擲入沸湯中完事。然而還有“平地木十株”呢，這可誰也不知道是什麼東西了，問藥店，問鄉下人，問賣草藥的，問老年人，問讀書人，問木匠，都只是搖搖頭，臨末才記起了那遠房的叔祖，愛種一點花木的老人，跑去一問，他果然知道，是生在山中樹下的一種小樹，能結紅子如小珊瑚珠的，普通都稱為“老弗大”。
從小康人家墜入困頓（6）
“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藥引尋到了，然而還有一種特別的丸藥：敗鼓皮丸。這“敗鼓皮丸”就是用打破的舊鼓皮做成；水腫一名鼓脹，一用打破的鼓皮自然就可以克伏他。……
要捉到“原配”蟋蟀，就不是一個人能辦妥帖的了，魯迅得和二弟作人一同出動。周作人在《知堂回想錄》裡說起這事：
我們忙的是幫助找尋藥引，例如有一次要用蟋蟀一對，且說明須要原來同居一穴的，這才算是“一對”，隨便捉來的雌雄兩隻不能算數。在“百草園”的菜地裡，翻開土塊，同居的蟋蟀隨地都是，可是隨即逃走了，而且各奔東西，不能同時抓到。幸虧我們有兩個人，可以分頭追趕，可是假如運氣不好捉到了一隻，那一隻卻被逃掉了，那麼這一隻捉著的也只好放走了事。好容易找到了一對，用綿線縛好了，送進藥罐裡，說時雖快，那時卻不知道要花若干工夫呢。幸喜藥引時常變換，不是每天要去捉整對的蟋蟀的。
這樣診治了四五個月之後，這一位大夫說：“我這樣用藥還會不大見效，我想，可以請人看一看，可有什麼冤愆……醫能醫病，不能醫命，對不對？自然，這也許是前世的事……”
1896年10月12日（光緒二十二年丙申九月初六）深夜，父親去世了，才三十六歲。這時節，祖父還關在杭州府獄中，父親又死了。不用說，一家人有多麼悲哀了。
在一家忙於給父親治病的時候，祖父的事情倒是有了一點轉機。光緒二十一年秋審，這本來是一個生死關頭，萬幸的是，“奉旨：周福清著免勾。欽此。”九月十八日（1895年11月4日）的上諭說明了免勾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