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的吶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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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指出：這些“###”的最大弱點就是捨本逐末：“故震他國之強大，慄然自危，興業振兵之說，日騰於口者，外狀故若成然覺矣，按其實則僅眩於當前之物，而未得其真諦。”魯迅斷言，這樣的向外國學習不會有什麼好結果：“惟若眩至顯之實利，摹至膚之方術，則準史乘所垂，當反本心而獲惡果，可決論而已。”應該怎樣辦呢？這篇文章指出：“進步有序，曼衍有源，慮舉國惟枝葉之求，而無一二士尋其本，則有源者日長，逐末者仍立撥耳。居今之世，不與古同，尊實利可，摹方術亦可，而有不為大潮所漂泛，屹然當橫流，如古賢人，能播將來之佳果於今茲，移有根之福祉於宗國者，亦不能不要求於社會，且亦當為社會要求者矣。”

具體到自然科學方面，魯迅提出了應該重視基礎理論科學研究的意見。文章裡舉出了歷史上的許多事例證明，儘管基礎理論科學的進展，很可能在很長時間裡人們並不知道它有什麼實用價值，但是歸根到底，它必定會在推動科學進步中發揮作用。例如牛頓在力學方面的發現，笛卡兒對數學的貢獻，在長時期裡只是人們的一筆精神財富，而“國之安舒，生之樂易，未能獲也”。“至十八世紀中葉，英法德意諸國科學之士輩出，質學生學地學之進步，燦然可觀，惟所以福社會者若何，則論者尚難於置對。迨醞釀既久，實益乃昭，當同世紀末葉，其效忽大著，舉工業之械具資材，植物之滋殖繁養，動物之畜牧改良，無不蒙科學之澤”。魯迅能夠這樣強調提出基礎理論科學的重要性，不但大大走在當時進步思想界的前面，就是對於後人發展科學事業也是富有啟發的。

在這篇介紹自然科學歷史的論文中，魯迅還提出了“當防社會入於偏”這個問題。他認為，人類社會所需要的，不僅是牛頓、波義耳、康德、達爾文這樣的學者和科學家，同樣也需要莎士比亞這樣的詩人、拉斐爾這樣的畫家、貝多芬這樣的音樂家和卡萊爾這樣的歷史學家。

在《河南》月刊第七號（1908年8月出版）上，魯迅發表了論文《文化偏至論》和他翻譯的《裴彖飛詩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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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精神界之戰士者安在（4）

同《摩羅詩力說》、《科學史教篇》一樣，《文化偏至論》也批評了當時的新派人物，指出他們“翻然思變，言非同西文之理弗道，事非合西方之述弗行”；但是他們中的許多人是“近不知中國之情，遠復不察歐美之實，以所拾塵芥，羅列人前，謂鉤爪鋸牙，為國家首事，又引文明之語，用以自文”。其中有的人甚至是借新招牌以謀私利，他們“志行汙下，將借新文明之名，以大遂其私慾”。概括地說，魯迅認為，“今所謂識時之彥，為按其實，則多數常為盲子，寶赤菽以為玄珠，少數乃為鉅奸，垂微餌以冀鯨鯢。”

魯迅在批評這些人物的同時，正面提出了自己的主張：“誠若為今立計，所當稽求既往，相度方來，掊物質而張靈明，任個人而排眾數。人既發揚踔厲矣，則邦國亦以興起。”他認為，19世紀的歐洲文明有兩大流弊，其一是“凡社會政治經濟上一切權利，義必悉公諸眾人，而風俗習慣道德宗教趣味好尚言語及其他為作，俱欲去上下賢不肖之閒，以大歸乎無差別。同是者是，獨是者非，以多數臨天下而暴獨特者”。這就是說，個人被“眾數”所抹煞了。另一個流弊是，“諸凡事物，無不質化，靈明日以虧蝕，旨趣流於平庸，人惟客觀之物質世界是趨，而主觀之內面精神，乃舍置不之一省。重其外，放其內，取其質，遺其神，林林眾生，物慾來蔽，社會憔悴，進步以停，於是一切詐偽罪惡，蔑弗乘之而萌，使性靈之興，愈益就於黯淡：十九世紀文明一面之通弊，蓋如此矣”。這就是說，主觀精神被物質生活矇蔽了。魯迅希望，“二十世紀之文明，當必沉邃莊嚴，至與十九世紀之文明異趣”。

20世紀新文明的代表人物是誰呢？當時魯迅認為，首先是幾年前去世的德國哲學家尼采，當然也包括他的前驅叔本華和施蒂納這些人。談到尼采的歷史地位，羅素的《西方哲學史》說：“尼采雖然是個教授，卻是文藝性的哲學家，不算學院哲學家。他在本體論或認識論方面沒創造任何新的專門理論；他的重要首先是在倫理學方面，其次是因為他是一個敏銳的歷史批評家。”②馬元德譯，商務印書館1988年版，下卷，第311頁、第319頁。“不可否認，尼采向來雖然沒在專門哲學家中間、卻在有文學和藝術修養的人們中間起了很大的影響。也必須承認，他關於未來的種種預言至今證實比自由主義者或社會主義者的預言要接近正確。假如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