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裙子剪短了，我有點不太好意思，因為裙邊沒有怎麼弄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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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下梯後，霍夫曼便將她介紹給了新來者。“烏爾夫先生，這是我們的好姑娘愛娃小姐。”
幾分鐘後，三人便坐在一起喝啤酒吃香腸了。“我餓極了。我大口大口地吃香腸。出於禮貌，我也喝了點啤酒。那位較年長的先生誇獎了我。我們談論音樂，還談到了斯達茨劇場上演的一出話劇。我記得，他一直目不轉睛地注視著我，好像要用眼睛將我吞下去。後來，因為天快黑了，我便匆匆離去。他想用他的‘麥塞蒂斯’送我，我謝絕了。要是送了，想想我爸爸會作何反應呢！”
但是，在她出門之前，霍夫曼將她拉到一邊，問她：“你沒猜到他是誰嗎？是希特勒！阿道夫·希特勒！”
“啊？”
愛娃回答道。
此後，希特勒便常常帶著鮮花和糖果前往照相館，“送給霍夫曼照相館裡我那位可愛的女郎。”
他難得帶她出去；他不再到卡爾頓咖啡館的黑暗的角落裡去喝茶，也不再到施瓦賓去看電影。到年底，他已很少涉足霍夫曼的照相館了。也許，這是因為愛娃曾向幾個同事吹噓她是希特勒的情婦，他要跟她結婚。霍夫曼確信，她從未去過希特勒的住地。他將她叫到辦公室。愛娃哭了一場，承認自己撒了謊。他威脅她，如果她再胡說，就將她解僱。
（３）１９２９年年底舉行的有關“青年計劃”的公民投票的結果，是斯特勒斯曼總理及其溫和的計劃取勝。雖然，在清點票數前他已死去。為了擊敗這一措施，希特勒與胡根貝格的國家人民黨結成的不穩固的聯盟需要２１００萬*？而他們獲得的票數卻只是６００萬。對胡根貝格，這是個致命的失敗，但希特勒卻巧妙地將失敗變成某種勝利。希特勒是個從不擁護某種業已失敗的事業的人，他轉而向胡根貝格尋釁，與他斷盟，其不可預測，就跟他建立此聯盟時一樣。此時，他已在暗中糾集力量——關於公民投票一事的宣傳擴大了這一力量——為行將到來的全國選舉作好準備。但是，高度評價納粹的觀察家卻極為罕見。英國駐柏林前大使達伯農勳爵在他的回憶錄的一個腳註中提到元首時寫道：“自１９２４年以來希特勒已漸漸被人遺忘”柏林政治學校校長阿諾爾德·烏爾弗斯博士和歷史學家阿諾爾德·託恩比兩人均同意這一說法。
希特勒想到的卻是勝利，而他也覺得，如果能將工人重新爭取到他的事業上來，取勝是可能的。為此，他必須採取新的激烈的宣傳策略。１９３０年初，有個法律系學生死於柏林，而希特勒的機會也隨之到來。這個學生叫霍斯特·韋塞爾，２１歲，父親是個牧師，也是共濟會會員。韋塞爾背叛了他的資產階級家庭，成了一名忠貞的褐衫黨徒，在與赤色分子的街頭血戰中喪生。他曾寫過一首詩，發表在《憤怒》雜誌上，後來還配上了曲。漢夫施坦格爾寫道：“曲子與１９世紀末２０世紀初維也納酒吧音樂雷同。”
原歌詞大意如下：你我眼色相遇，你我嘴唇相貼，你我情意綿綿。
韋塞爾不外乎將“曲調加溫至進行曲”罷了。這首詩叫《高舉旗幟！係為紀念犧牲的同志——“被‘紅色陣線’和反動派槍殺的”——而作的。韋塞爾和前妓女埃娜熱戀，與她同居。為了將二人趕走，房東太太求助於共產黨人。結果，一群赤色分子衝進這對情人的居室。據報道，這群人的領隊、埃娜的好友之一，喊道：“你明白這是為什麼！”
然後將韋塞爾射殺。為了從這一可悲的事件中撈到政治資本，共產黨誣稱韋塞爾為拉皮條老闆——實則不是。戈培爾則將韋塞爾搖身一變，變成工人階級的耶穌——實則也不是。“他拋棄了家庭和慈母”不成功的小說家戈培爾寫道，“來到鄙視和唾*？他的人們中生活。在那裡，在無產階級的住宅區，在租來的一間小閣樓裡，他這個年輕人開始建立起充滿青春的、樸素的生活。是社會主義的耶穌！是一個以貧困引起人們注意的人物！”
當奄奄一息的韋塞爾躺在一家醫院裡時，戈培爾將這私人間的小爭端變成政治上的謀殺。在體育館舉行的會議結束時，他竟讓與會者唱韋塞爾的歌：“彩旗飄，戰鼓響，笛聲揚，千萬人民齊歌唱，歌唱德國革命，歌唱旗幟高高飄揚！”
２月２３日，韋塞爾終於死了。”
他的精神不死，他仍繼續活在我們中間”戈培爾寫道。他“仍在我們的隊伍中前進。”
為了把這一宣傳運動推向高峰，戈培爾決定為他舉行隆重而豪華的葬禮，讓希特勒最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