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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特曼所用的“元首”頭銜，迄今還是用於私下；它說明了希特勒取得的成功何等重大。此後，他將變成公開的元首。他不但統一了納粹黨，而且還建立了黨的領導原則：一人統治，不準懷疑。
精疲力盡的希特勒，當晚與威尼弗雷德·瓦格納一同離開了慕尼黑。他與幾名鼓手在她家住了一晚。由於是密宿，孩子們在多年後才知道有這回事。
希特勒東山再其後的翌日，德國發生了一起重大政治事件。在由埃伯特之去世引起的全國大選中，７８歲高齡的陸軍元帥馮·興登堡被選為共和國的第二任總統。很明顯，這位右派英雄並不同情共和，在試圖保持中立的同時，並未大力加強共和勢力。內閣危機依舊叢生，而且常常是由於小事引起。例如，保守派建議向霍亨佐侖家族提供高額財政賠償，遭到社會主義派的強烈反對，但獲得透過；接著又提出向被廢黜的王公貴族提供賠款的新法案。社會主義派提出進行公民投票，但法案仍獲透過。甚至連德國國旗應採用何種顏色的問題也導致內閣危機。為這點小事，漢斯·路德總理竟被迫辭職。
國內政治的變化似乎不可避免地將為希特勒的權力膨脹提供新的動力。但是，他重返啤酒館的政治行動來得太突然，勝利也過大，使巴伐利亞政府無法容忍。它只證明，他的口才對巴伐利亞州有多大的危險。他給黨注入了新的生機，但搞得太快、太過分。這樣，巴伐利亞州警察局便以希特勒在貝格勃勞酒館用“不是按中產階級的標準而是以踏著屍體去反對馬克思主義和猶太人”的激烈言辭煽動聽眾為由，禁止他原定在３月初舉行的五個群眾集會上發表講話。
希特勒親口對此提出了抗議。“想跟我們幹架的不妨來試試。”
他對警察局官員說：“誰進攻我們，誰就會被捅得稀巴爛。我要領導德國人民為取得自由而鬥爭，用不成和平方式就用武力，但一定要成功。這句話我要給警探們著重地講，省得流言蜚語到處傳。”
這些話，從一個宣誓出獄的人口中說出來，是很有分量的；其結果是，在全巴伐利亞都禁止他演講。公開的納粹集會可以，但只要有元首演講就不行。不久，禁令幾乎擴充套件到德國的每個州；這樣，希特勒的主要政治武器便被剝奪。他被迫將講壇移至鉅富的支持者家裡。據海因茨·豪斯霍弗的回憶——他父親曾領他去過慕尼黑的某沙龍——希特勒說話時猶如在皇冠馬戲院裡一樣，不同的是，他是坐著講的。“非常可怕……又喊又叫，還揮動手臂。沒有人打斷他。他講呀，講呀，像放唱片一樣，一講就是一個鐘頭或一個半鐘頭，直講得他精氣力盡……講得他氣喘吁吁。講完後一坐下來，他又是個普通人，好人……好像他換了一個檔一樣，中間沒有什麼間歇。”
禁令使希特勒將自己的精力集中在黨的重新建設上來。他不辭勞苦，一次又一次地參加會議，不停地勸告人們，就像在貝格勃勞凱勒時一樣。他的基層工作技巧——與男人握手致意，吻女人的手，與數不清的人們親密地交談——使他與市內的黨員建立了聯絡。這樣，他不但成功地增強了他對普通黨員如磁鐵般的吸引力，而且完全控制了黨的組織。與此同時，埃塞和施特萊徹也運用希特勒的戰術，走遍了巴伐利亞，把當地的組織團結在元首的周圍。
到了３月底，希特勒幾乎完全控制了地方組織。但是，在德國北部，他不得不將黨的命運交給格里戈爾和奧托·斯特拉塞爾。格里戈爾是個出色的組織家和天才的演說家。作為國會代表，他可以免費乘火車出入。在貝格勃勞酒館發表了鼓舞人心的講演後，他保證效忠希特勒。但是，奧托，一位年輕有為的記者，卻持有保留態度。他想，與希特勒“共度密月”的時間能維持多久？
與被監禁時期一樣，希特勒深居簡出，很少公開拋頭露面，且很好地利用了這一機會。在兩名工作效率很高但沒有什麼名氣的黨的工作人員的協助下，希特勒利用閒暇時間，建立起了一個牢固的黨的機構。這兩人是菲力氣·波勒和弗朗茨·埃克薩瓦·施霍茨。波勒長得像貓頭鷹，對希特勒開口說話前必先鞠躬。他雖當上了黨的執行秘書，卻為工作細節發愁。曾在慕尼黑市政廳當過會計的施霍茨，現在是黨的出納，掌管財政。工作起來，他像是個加減機，又能發揚吝嗇鬼的精神，精打細算。這兩人完全臣服於元首，成了黨的機構中不可缺少的人物。
波勒和施霍茨把黨的內部組織搞得井井有條，效率極高，這便使希特勒能集中精力研究黨的長遠政治戰略，撰寫文章，併到德國北部作廣泛的旅行，親自出席黨的秘密會議。他也有閒暇時間去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