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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天後，戈林要錢要得更加迫切。“如兩個最偉大的民族運動能彼此更加了解，這確實是很好的……在某種意義上說，反猶主義具有國際性。所有國家都應該反猶。”
１１月已悄悄過去了，但墨索里尼仍拒絕承諾（恐怕從未借出２００萬里拉）元首也仍在獄中。１２月中旬，有幾名同志獲釋。“關於重獲自由，他屢次失望，但他卻理智地泰然處之”赫姆利希回憶說，“留在獄中的人盡力準備慶祝聖誕節。”
他們將公共室佈置一新，還支起一株聖誕樹。但是，在他們裝飾聖誕樹前，州議會阻止希特勒出獄宣誓的努力最終宣告結束。１２月１９日，巴伐利亞最高法院——或許是受到那三位參加希特勒審判的外行法官要公開呼籲的威脅的影響——下令立即將他釋放。
訊息是雷波爾德典獄長親口告訴希特勒的。次日下午，在獄中服刑年餘後，希特勒向同志們作了告別，將身上所有的錢（２８２馬克）給了他們。他與赫姆利希握手告別，並感謝他為他做的一切。之後，他與雷波爾德揮淚而別。“我離開蘭茨貝格時”希特勒回憶說，“大家都哭了（典獄長及其他工作人員）——我可沒哭！我們全把他們爭取到我們的事業一邊來了”那天，天色陰沉。希特勒簡短地問候了前來接他回家的兩人——出版商阿道夫·米勒和攝影師霍夫曼。然後，他輕鬆地踏上了那輛旅行車——帆布已被支起以禦寒。由於在獄中不準拍照，霍夫曼未給希特勒照相。此時，希特勒叫霍夫曼給他拍照，希特勒在古城門前照了一張，因為城門有點兒古堡的氣氛。霍夫曼問希特勒，今後怎麼辦，想幹點兒什麼。“我重新開始，從頭做起”他說。在乘車前往慕尼黑的途中，希特勒心曠神怡（“多高興呀，又坐上車了！”
他讓米勒把車子開快些。“不行”米勒答道，“我堅決想再活２５年！”
車至帕辛，遇上了一群開摩托車前來的納粹，於是，他們便護送希特勒進城。一群忠實的黨員已在他住處外邊迎候。在樓梯口，希特勒差點兒被他的興高采烈的狗撞倒。室內放滿了鮮花和桂花圈。鄰居早就給他送來了一桌子食品和飲料，還有一起葡萄酒。牢房並未使他自憐。他並不悔恨在蘭茨貝格度過的歲月，相反，他認為牢房生涯對他的發展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入獄時，對許多問題我只有本能的認識，刑期加深了我對這些問題的認識。也就是服刑期間我獲得了那種無畏的信仰，那種樂觀精神和那種對我們的命運的信心。今後，什麼也動搖不了這些。”
希特勒離開監獄時，逆境錘鍊了他，對自己的信念也更加堅定。黨內的爭吵及其政治野心的明顯受挫，並未使他臉紅或難堪。返回慕尼黑後，他決心走上一條新的政治道路。他永不再重犯以往的錯誤。先前，他是個有名無實的元首，為別人建立的黨奔波操勞。此後，他要做名副其實的元首，朝著長遠的目標，用自己的方法，實行自己的綱領。
他的第一個任務是對形勢作出估價。在１２月大選中，國家社會主義集團丟掉了半數以上的席位，選票也從１９１．８萬張下降至９０．７萬張。還有，納粹黨依然不合法，只能在地下活動。積極的一面是，他不但重獲自由，將他押解出境的上訴也被新近為他的出獄而奔波的人取消：奧地利拒絕接收希特勒，這毫無疑問影響了司法部長古爾特納。在許多民間組織的眼中，出獄後的希特勒是個敢於為主義而獻身的聖人，他的種族主義運動，儘管在１２月選舉中受挫，但仍在蓬勃發展。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個發展系產生於那次起義。許多原來在愛國運動中的溫和派和激進派中間搖擺不定的人們，由於對那次流產的起義懷有好感，也轉到極端主義一邊來了。
在某種意義上，納粹黨的基礎比先前更加雄厚了。黨內的兩派雖然裂痕甚大，互相廝殺，但希特勒有信心設法誘使他們超越分岐而忠實於他。他要成為領袖，而他的追隨者也將不得不將人民的目標與他個人政治上的成功等同起來。阿道夫·希特勒這個敢於以身殉義的全國形象，也將成為旗幟、自由和種族純潔的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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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寧靜而孤獨的牢房中思考出來的東西，在尚未適應的慕尼黑的自由中，又大相徑庭了。在獲得自由後的當晚，他也竟不知怎麼辦才好。“我有這個印象，即在任何時候都會有時來拍肩膀。不管做什麼，我都得請假。這個思想仍在纏繞著我！”
但希特勒畢竟是個聰明人。他明白，只有時間才能恢復他與“現實的聯絡”於是，他便決定沉寂幾星期，然後才去完成“使仇家兄弟握手言和”的任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