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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拉塞爾或戈培爾。他未犯這種錯誤。也許,是他的直覺告訴他——兩人都對他忠誠,他們只不過是想將他從施特萊徹和埃塞爾之流身邊引開罷了。他來班貝格的目的,並不是要羞辱北方幹部,而是將他們引上正軌。他用左派的語言圓滑地攻擊了左派,然後為矛盾的雙方提出了一個新概念,作為折中。他讓黨跳出政治圈子,將它納入迷信領袖的神話。他說,黨原來的綱領,“是我們的信仰和意識形態的基礎。對它進行篡改,將(意味著)背叛對我們的思想懷著信仰死去的人們。”
換言之,國家社會主義是宗教,希特勒是它的耶穌。在統帥府前被釘上十字架致死、從蘭茨貝格監獄被釋放後得到復活的希特勒,再次崛起,領導黨和國家達到振興的目標。
北方幹部未料到希特勒的演說會如此犀利,都吃驚不小。戈培爾前來班貝格時,原以為可將希特勒誘入左派,現在,他既不贊成他們的立場,也不對此進行辯論。相反,在黨的領袖問題上他只有一種選擇:反對或接受希特勒為元首。希特勒若被否定,那將意味著黨的末日,斯特拉塞爾簡短地、神精緊張地作了回答。他失敗了。戈培爾呢,除喊了幾句口號外,一句話不說,只在日記裡寫道:“我心痛呀!”
希特勒堅信,班貝格的創傷的癒合只是個時間問題,而黨也會變得更加強大、更加團結,於是,他便起程尋找財政援助。2月的最後一天,他獲准在漢堡頗有名氣的“大西洋飯店”的“1919年國傢俱樂部”發表講話——因為這不是公開的群眾集會。他的話——表明他在蘭茨貝格學到了很多東西——不是針對狂熱分子,而是針對德國的公民。他放棄了在皇冠馬戲場使用過的風格,以心平氣和的規勸開始演說。他說,德國在大戰中之所以會失敗,原因在於馬克思主義;赤色分子企圖奪取國家政權,現在,他們仍繼續主宰德國的政治。不到一小時,他便贏得了聽眾,他靠的不是感情或煽動術,而是哲理;不是種族主義,而是愛國主義、財富和繁榮。
然而,一談到馬克思主義,他的風格便變得強有力了。“在鬥爭中,總有一方屈服——若不是馬克思主義被廢除,就是我們被廢除。”
他號召舉行群眾運動,無情地對赤色分子進行攻擊。“正如人們只能用解毒劑解毒一樣,這種運動只能依靠人們的拳頭,只能堅決地按照這種辦法行事。勝利只能靠誰的頭殼較硬,誰的決心較大,誰的理想較偉大來決定。”
對上層社會的聽眾而言,這番話雖是一塊難於消化的硬肉,卻博得了“暴風雨般的掌聲”他說,為了取得勝利,這個運動必須像馬克思主義那樣不容分說。“這是毋庸置疑的:我們認識到,若馬克思主義取得勝利,我們便被毀滅,不會有別的結果;但是,若我們取勝,我們便毫不留情地將馬克思主義連根毀滅。若不將其最後一份報紙摧毀,不將其最後一個組織瓦解,不將其最後一個訓練中心關閉,不將最後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改造過來或剷除掉,我們絕不罷休!對於我們,中間道路是絕不存在的!”
這是異常出色的演講。它表明,在奪取國家政權的激烈的合法鬥爭中,希特勒終於在尋找具有最廣泛基礎的支援。他也沒有忘記,儘管召開了班貝格會議,但他並未完全控制住自己的黨。他開始將自己的魅力轉向反對派的兩位首腦——格里戈爾·斯特拉塞爾和戈培爾。3月初,斯特拉塞爾投降了(雖有嚴重的保留)他致函他的追隨者,將其綱領全部收回。
4月,希特勒專程前往慕尼黑,為的是爭取戈培爾。在作了兩天元首的貴客後,戈培爾興奮得晚上睡不著覺。第3天,希特勒領他參觀了黨的總部,然後單獨與他談了3個小時(“妙極了”重新論述了班貝格會議的各個論點。戈培爾聽得津津有味,一步一步轉向希特勒的信仰一邊,最後一舉投降。
我們提出問題。他作了絕妙地回答。我熱愛他。社會問題、相當新的前景,他全考慮出來了……在所有問題上他都使我安下心來。無論在哪一點上,哪一方面,他都是一條漢子。他如此熾烈,堪為我的領袖。我向比我偉大的人物,向政治天才屈服!
他興高采烈地離開了慕尼黑(“再見吧,慕尼黑!我非常愛你!”
不但原諒了他過去的罪過,而且誓作魯爾區的地方長官。
在使斯特拉塞爾和戈培爾歸順後,希特勒再次北上尋求經援和鞏固其在北方左派黨員中的地位。“五一”節那天,他在施威靈在漢堡東面約60英里的市政廳內向一群秘密前來聽講的熱情的聽眾發表了演講。到下午2時,大廳內已擠滿了來自阿爾託綱、漢堡、不耒梅、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