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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格雖然弱不禁風，但在講臺上卻是一代梟雄：引人的男中音，富有表達力的手勢，一雙引人的黑黑的眼睛。
戈培爾出身於萊茵河上一個信奉天主教的小資產階級家庭，身上打的烙印是學術而不是家庭或教堂。形成他的性格最重要的地方是慕尼黑大學，就是戰後許多丟掉了幻想的軍人成群擁去的那所大學。由於有一隻腳畸形，他免服兵役，但他心目中的英雄卻是一位身材高大、人材出眾的理查德·弗里斯格斯——此人是個和平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他給戈培爾灌輸的理想卻在他爾後的生活中起著重要作用。弗里斯格斯還將他介紹給了多斯托耶夫斯基，後者的神秘主義思想也鼓舞了年輕的戈培爾。
戈培爾被調往海德堡。１９２１年，戈培爾獲哲學博士學位，並離開了該地。在此後幾年中，他寫了一本名為《麥凱爾》的自傳體小說、幾齣話劇和許多抒情詩。為謀生故，他曾在銀行裡幹過活，在科隆證券交易所當過巡視員，當過家庭教師，也當過業餘圖書管理員。在這段潦倒的歲月中，他與弗里斯格斯分道揚鑣了，原因是，他厭惡馬克思主義的國際主義。他轉向人民社會主義後，在希特勒（“是我們的信仰和理想的化身”身上他找到了受他崇拜的第二個弗里斯格斯。與此同時，他也與格里戈爾·斯特拉塞爾打得火熱。這種分裂的忠貞及其不可避免的終結決定了納粹黨發展的方向。
思想上的進退維谷使這種鬥爭更加複雜化了。在許多方面，戈培爾仍是個革命者，他力圖把共產黨人轉到國家社會黨人一邊來。他決心創造一種理論，一種橋樑，“讓他們從左到右使那些願意犧牲自己的人們走在一起。”
與格里戈爾·斯特拉塞爾一樣，他也認為，黨應該維護工人階級的事業，特別是工會的事業。希特勒與戈培爾的主要分岐就在於此。他希望下次北上時能影響希特勒，並向他證明，共產黨與納粹的不同之處在於，共產黨奉行國際主義。
１１月４日，兩人終於在不倫瑞克會面了。希特勒握了戈培爾的手，這使戈培爾大喜。“像一位老友”他在日記中寫道：“那雙碧眼，就像是星星。看見我，他很高興。我如置身天堂。”
這次親自相見，是戈培爾迷信於元首的開端。幾星期後，兩人又在普勞恩相見，戈培爾之迷信程度更加強烈了。
“太高興了！他像老友一樣問候了我。還照顧我。我多麼熱愛他呀！”
然而，不到２４小時，戈培爾又在北方參加地方長官會議，公開反叛黨的中央組織。他被派往北方的目的，是要協助斯特拉塞爾草擬黨的綱領，以便把元首從“反動的”慕尼黑集團的手中解放出來，使他向左派靠攏。綱領要求將土地收歸國有，把大農莊分配給無地的農民，對各公司實行國有化。這份綱領於１９２６年１月２４日至２５日呈交給了在漢諾威舉行的兩天長官會議。會議開得非常激烈，這主要是由於希特勒的代理人戈特弗裡德·弗德爾的突然出現引起的。在戈培爾看來，他是“資本和利息的奴僕，是通貨升值的騙子，又是運動的主要綱領的起草人。”
據斯特拉塞爾的哥哥說，這些地方長官，除羅伯特萊伊孤零零一人外，對新綱領一章 一節地進行了投票。對一切均持反對態度的弗德爾最終說：“無論是希特勒還是我本人，都不會接受這個綱領。”
與會者提醒他，他不過是個客人，但他仍堅持己見。當他宣佈希特勒反對馬克思主義者關於將皇室財產予以沒收的要求，說它是“猶太人的欺騙”時，他被轟了下去。戈培爾猛地站了起來，忿怒地攻擊了慕尼黑領導集團。他要求將希特勒開除出黨，除非他擺脫他們的影響。這個最後通牒竟出自不久前還稱“我多麼熱愛他！”
的人口中，這似乎是件怪事，但，它也可能正是“熱愛”的產物，因為他堅信，慕尼黑那幫官僚正把希特勒引向毀滅之途。
不管是何種情況，弗德爾關於這次分裂大會所作的彙報，卻最終使希特勒採取行動。２月１４日，星期天，他將黨的領導人全部召至班貝格。坐在這次秘密會議席位上的北方代表，頗有不安之感。在數量上，南方代表佔絕對優勢，而希特勒一踏上講臺，就主宰了大會的程序。他前來班貝格時，思想上就有所準備。他明白黨面臨的問題是什麼，也知道自己的領導權已受到威脅。所以，他一開始便開誠佈公地說明，他是元首，是運動的核心。在納粹黨內不允許存在議會式辯論，不再搞什麼民主程式。他不允許有分裂派別存在。每個地方長官，每個黨員都必須保證效忠元首，而且只效忠元首一人。
他未攻擊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