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8部分 (第4/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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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醫唾棄哲學;因此,誰想替哲學辯護,他就應當指出,一個健康的民族為何需要並且確已運用了哲學。如果他能夠指出這一點,那麼,也許病人也就能夠實實在在獲得一種教益,懂得哲學為何恰恰對於他們是有害的。
誠然,完全不要哲學,或者對哲學只有極其淺薄的、幾乎是兒戲般的運用,卻依然能夠健康,在這方面不乏令人信服的例子,全盛時期的羅馬人就是這樣無需哲學而生活的。但是,一個病弱的民族借哲學重獲失去了的健康,這樣的例子又在哪裡?如果說哲學果有顯示過其助益、拯救、預防的作用,那也是在健康人身上,對於病人,它只會令其愈益病弱。如果一個民族業已分崩離析,其組成分子的維繫力業已弛而不張,那麼,哲學從來不曾使這些個體與整體重新結合起來。
如果一個人冀望兀然自立,在自己周圍築起自足的籬笆,那麼,哲學總是準會使他更加孤立,並且讓他在這孤立中給毀掉。哲學如果不是圓滿足備地存在,它也就是危險的,而能讓哲學充足完備的,就只有一個民族(但不是每個民族)的壯健體魄而已。
現在我們來考察一個最有說服力的例子,它表明在一個民族身上什麼東西可以稱作健康。Hellas——希臘,作為真正的健康人,它的民族從事哲學,而且從事此中,較諸其他任何民族要多得多;他們就此為哲學作了一勞永逸的辯護。他們未能適時而止,甚至到了風燭殘年,他們的舉止仍然象是哲學的熱血弟子,儘管這時他們已經只把哲學看成對基督教教條的虔誠的煩瑣考證和神聖的項屑論爭了。由於他們未能適時而止,從而大大削弱了他們對於那些野而未馴的後代的貢獻;他們後代正值桀傲不馴的青春年華,不得不被那巧工編結而成的網罟纏住。
另一方面呢,希臘人倒懂得適時而始,並且比其他任何民族更為明確地演示了,必須怎樣開始從事哲學。也就是說,不是等到悲苦之時,象某些從鬱悶心境中推演哲學的人所臆斷的那樣,而是在幸福之時,在成熟的成年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