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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空洞的說教。因此，記者要學會講故事，要成為講故事的高手。
既然是講故事，就要有人物、有情節、有人物的語言和心理活動。但記者寫新聞、特別是訊息往往不是感性地講故事，而是習慣於理性、平直、呆板的表述方式。
其實每個記者都有講故事的天賦。記得上週末的晚上，單位全體同志到建水古城去玩，夜裡住在朱家花園的老宅子裡，偌大的宅院裡只有我們這些人，陰森恐怖得嚇人。睡不著，大家就突發奇想，都穿上房間裡備著的古裝，扮出恐怖片裡常見的殭屍模樣，滿院子亂竄著去嚇別人。玩到深夜兩三點鐘還不盡興，又約了###個人，找到一間無人居住的空房子，裡面黑得伸手不見五指，互相都看不見對方。大家就在屋中間席地而坐，輪流講鬼故事。那些故事個個講得繪聲繪色，令人毛骨悚然。講到恐怖處，屋子裡會突然發出一些人的尖叫聲，把人嚇得魂飛魄散。
我想，這就是講故事的感染力吧。我們每個季度都要組織各種集體活動，演講賽、辯論賽、知識競賽等形式都搞過了，為此我還提出下個季度的活動就搞一次故事大賽。每個記者其實都是很會講故事的，只是在寫新聞的時候就忘記了給讀者去講故事。
記者採寫通訊、特寫這一類的新聞作品，還會講出一些故事來；而寫訊息的時候卻時常忘記也需要講上一兩個小故事，以增強訊息的感染力和吸引力。
我昨天寫的採編日記《反應報道何時才不“泛泛而談”》，今天看到一篇跟帖說：“能有這樣的記者，寫出這樣的文章，實屬意外。因為在我的記憶中，記者只能寫‘八股文’。口號式的導語，說教式的敘述，讓人望而生厭。樓主能有這樣的思維和想法，相當不錯。”
我想，有些新聞訊息的寫作之所以“讓人望而生厭”，很重要的原因是記者不善於在新聞中多講些故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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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報道要跳出“公文化”窠臼
2007年6月21日 星期四
記者浦超傳給我他執筆寫的《曾經暴發藍藻的洱海是如何變清的》。
通讀了3遍，找不出文章有什麼可以改動的地方。這是浦超的優點：文字乾淨利落，行文嚴謹，甚至很少能挑得出錯別字。我又把稿子呈給總編輯李承祖，承祖也沒有多少改動，只提了一個修改意見：把最後一段中大理州代州長何金平表態性質的幾句話換成更有實質內容的話，並移到第二個小標題中去。我照此修改了一下，然後簽發了這篇稿件。
似乎無可挑剔，又總覺得哪裡不對勁兒。簽發之後把稿件調出來再通讀一遍，漸漸找到了些感覺。我知道是怎麼回事了：文章無懈可擊的另一面，可能就是無法傳遞給讀者閱讀的激情和快感。也就是說，在追求嚴謹的同時，往往會損傷到文章的生動性。
於是找了浦超過來，跟他談我對這篇稿件的感覺。“不是說寫得不好，只是覺得原本可以寫得更好。”我說。
文章是傳統的三段式，三個小標題。第一個小標題寫的是洱海曾經兩度暴發藍藻，有一點現場採訪的內容，村民回憶當年湖泊被汙染的情景。第二個小標題寫洱海治理的六大措施，第三個小標題寫洱海變清的五點啟示，都一二三四地進行了羅列。
“讀起來有沒有‘公文化’的味道？更像是洱海治理的經驗介紹材料，新聞的味道弱了一些。”我請浦超自己體會一下。
經驗報道難寫，幹新聞這一行的都有同感。記者都憷寫經驗類的報道，就因為稍不留神，便很容易流於公文化，讓讀者覺得記者在幫採訪單位寫一個工作總結。
“如果我執筆寫這篇稿件，可能會這樣來寫。”我跟浦超探討，“我可能不會面面俱到地去介紹洱海治理的六大舉措五點啟示。其實這些措施其他湖泊的治理中也都在用，只是抓的力度不如洱海。面面俱到地寫，反而讓人覺得洱海治理也沒什麼新意，本來有的一些新意也被淹沒了。”
浦超好奇地問：“那你會如何來寫呢？”
“我會盡量用新聞語言，而避免用公文語言。”我回答。
什麼是新聞語言，什麼又是公文語言？小夥子對此似乎仍然困惑。
我給他舉例：“洱海周邊建成了環湖截汙工程”，這就是公文語言；而我會寫如何到地底下去看這個截汙工程，看到掩蓋在城市地下的截汙管道可以並排跑兩輛東風大卡車，會寫環保局局長介紹截汙工程是怎樣在困難情況下下決心說幹就幹搞起來的，這就是新聞語言。
我再舉一個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