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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見我弟弟跑了，就不想放過我，一邊打我，一邊罵我是“狐狸精”（因媽媽長得漂亮，他們就說我媽媽是狐狸精）的兒子，“軍統特務”的崽子，把我打倒在地上。不知是誰推倒了靠在發電廠牆上的枕木，砸到我的右腿上。
枕木壓在我的右腿上，當時我並沒有感到疼痛，我躺在地上哭喊媽媽。這群“紅孩子”嚇得跑了。這時，姓趙的老婆把枕木搬掉，我己站不起來了（這裡面有她兩個兒子，還有一個姓鄧和一個女的，也姓趙；是一個上海青年，姓徐的叔叔把我抱到我媽媽身邊，他老婆姓仇。在我媽媽病逝前，我媽媽問起我的腳是誰打斷的？我告訴了全部的經過。媽媽一直心裡懷疑是這姓徐的，打斷我的腳。媽媽說她一直沒弄懂，我爸爸過去對他不錯，又沒有深仇大恨，為什麼要打斷她兒子的腳。）。
媽媽抱著我的時候，我都記不得了，等我知道腿痛得不能動時，是躺在家裡的床上。我真是一個多災多難的孩子。雖然我不知道怎麼去恨他們，但我永遠記住了他們的名字。（後來，在我二十一歲時，打斷我的腿的其中一個，不知什麼原因，大概是*罪被判了八年徒刑；另外一個在廣州被人打成殘廢，什麼也不能做；有一個很早跟隨他父親調走了，情況不知。）我一直在想，這些“紅孩子”也太不爭氣了，也許是天意吧。
（十六）醫院門診（2）
二
我的腿被打斷的第二天上午，媽媽把我抱上一輛板車上，送我到醫院裡看。其實，像我們這類人根本不知道等待我們的命運是什麼？突然，從遠處傳來鑼鼓喧天。一般我們聽到鑼鼓喧天得趕緊躲，這粗獷的喧囂裡大多有侮辱我父母親的口號，媽媽站在原地等了一會兒，一隊農村人的送“毛選”的隊伍走過。隊伍中有三四個人手捧“毛選”四卷，上面用紅綢帶紮了一朵紅花。現在想來，大概哪些人就都是些文盲，捧著這“毛選”表示紅心，天下盡有如此滑稽之事。這時的人，大多是內心空虛、矛盾，沒有任何道德原則，蔑視人性，冷酷而富於狂熱激情，把所有的本能，所有的衝動，所有的感情，所有的愛心，甚至所有的一切都獻給了個人意志，以至到後來精神走向崩潰。往日的理想己走火入魔，“舊的自我”在分裂，就如上世紀八十年代，潘曉所感慨的那樣，為什麼人生的路越走越狹窄。
清晨的陽光照在綠油油的草地上，露珠在陽光裡閃閃發光。閃動著迷人的光彩；媽媽愁眉不展，悶悶不樂地用板車拉著我和弟弟，去十五里遠的醫院。大板車後面跟著一個女的（她老公姓李，跟我父親一樣，都是軍分割槽過來的），揹著一把日本式的“三八”蓋步槍，監視我媽媽，大概是怕我媽媽逃跑。這人個兒也不太高，面像好像本來就不善，陰陰的一副苦瓜臉，充滿暴力，毫無和藹可言。她身上顯露出高人一等的蔑視，在路上沒有跟我媽媽說過一句，保持著高度的革命警惕性，以致後來我見到她還感到噁心。
這本身就是人類的悲哀，是對一種侮辱人的做法。在許多年後的今天，我仍能回憶起當時的感受，對她有種鄙夷，並一直無法解釋為何會有這種反應。
我們當年去全託幼兒園的那段山路荒廢了，但新的路也一樣要爬一座大山，這陡坡很長也很陡，大約去的一面有一公里多，回的一面有二公里，只是比過去的老路稍緩。
媽媽迷惘地用哪板車拉著我們兄弟，艱難地拉著上這大陡坡，在這坎坷的山坡上緩慢爬行。媽媽拉到一半多時，實在是拉不動了，這監視媽媽的女人沒幫我媽媽推一下；媽媽只能要弟弟下來自己走。弟弟不肯下來走，媽媽對了發脾氣，他下板車哭著跟在後面走。當時，弟弟也只有四歲，本來還是在媽媽懷裡撒嬌的，可生活讓我們過早地承受災難。我知道媽媽除了悲傷和絕望外，還有一種虛無縹緲的希望。
這些痛苦不是一般地烙在我的心上，也叫我懂得了“人性”。正如有人說的，世界上最可怕的不是動物，而是人。我看出媽媽臉上的傷感，一種無奈的筋疲力盡。
瑟瑟寒風吹著媽媽的身體，蘊含著一種無名的絕望，不時地從媽媽身上迸發出悲劇的光點，再次展現出具有“藝術價值”的人物形象，這事深深地觸動了我。以我的年齡來說，記住了每一次發生的事，我已經走得比我的同齡人更多更遠了。
媽媽吃力地把我拉上了坡頂，她仰望天空的眼睛是憂鬱的。媽媽回頭看我，臉上露出一絲微笑，讓弟弟又坐上大板車。這柔情裡一下子增加了幾分痛楚。
這時，或許是我們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