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鋒怪異的真話集:尾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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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天，而緊隨而來的，滿城是一片笑罵聲，夜空裡充滿了怪異的快樂氣氛。

我不記得那天晚上是什麼時候回家的，我只記得自己是一條漢子，一夜之間，真的長大成人了。我的右手臂雖然腫得也像水桶，一個星期都不能動彈，但我一直沒有後悔，反而感到很驕傲。的確，人應該有拼命精神，有了拼命精神，世上就沒有什麼事情值得可怕的，而人活在世上，才會活得有尊嚴，有格局，有滋味！這些年來，我之所以一直活得不錯，事業上也少有建樹，這全是因了我身上有一種拼命精神。

這種拼命精神正是發軔於那次悲壯的“敲斷”經歷。

正因如此，我怎麼也忘不了十八歲那年度過的中秋。

不錯，那年中秋，月亮似乎特別圓，特別亮，以至今天我回憶起來，心底依然是乾坤朗朗、清輝萬里。

二○○七年九月二十三日於樂成馬車河

活法

人活在世上，各有各的活法。

我懂得怎麼活，嚴格地說，是從中學調進縣委辦公室之後。

一九八四年四月，我被安排在縣委辦公室政策調研科幹活。科長是位軍轉幹部，叫鄭章成，他寫文章出手飛快，每回寫好文章，他總是讓我謄寫一遍。他的文章中常常出現“電Ｏ”的字樣，我不明白那“Ｏ”是什麼意思，但我不敢問，照抄不誤。後來，鄭科長當了我的入黨介紹人，說我為人老實，忠誠可靠。從這一天開始，我懂得，人活在世上，有時候可以不用動腦筋。

但我自找苦吃，不久，竟糊里糊塗搞起文學創作來。文學創作是一種高度個性化的勞動，不動腦筋不行。於是，我活得很累。我總是將自己的名片對半撕開，看人頭分發。我的名片一半單單印著姓名，另一半則印著姓名與自嘲文字：倪蓉棣，人格分裂，愛憎分明。——你是搞文學的，我就把後半張遞給你，而你不是搞文學的，不好意思，我就把前半張遞給你。奇怪的是，我分發這種“人格分裂”式的名片，從來沒有人問我，什麼叫“愛憎分明”。其實，我愛的是“不用動腦筋”，憎的是“動腦筋”。

*年，北京鬧風潮，我去北京大學作家研究生班讀書的美夢破滅。於是，我擱了筆。我的名片不再“人格分裂，愛憎分明”，它變為完整的一張，跟常人的沒有兩樣。對此，有人戲謔道：“樂清少了一位作家，多了一位官僚。”

從此，我活得比較自在、輕鬆。

一九九三年，樂清撤縣設市，我忽然心血來潮，向書記葉建新進言道：“我們請幾個人，創作一首市歌吧。”想不到，葉書記竟同意了，而且，他還親自掛帥，不時地把許宗斌和我等幾個酸溜溜的人關進他的房間，在那些豪氣沖天的歌詞中間徘徊、踟躕。哎呀，那些日子才叫作日子，做文人的多體面啊！

然而，好景不長，不久，葉書記卻因“書生氣太濃”，從樂清被調回了省城。於是，市歌曇花一現，很快讓人給遺忘了。不過，我卻因此懂得：一個人，在不該動腦筋的地方動腦筋，是不明智的，至少是幼稚的。

我忽然愛上了下象棋，成了一位十足的棋迷。這可害苦了我的妻子，她被我徹底地冷落在一旁，成了家中多餘的人。她常常在吃飯的時候，在街上某個角落，把我從一堆混亂而陌生的人頭中捉回家。她先是埋怨，接著是生氣、憤怒，最後是無可奈何。她不止一次地對我說：“下棋很傷腦筋，你不如重新去寫小說。”

其實，妻子不理解我。我把下棋看作一種高階的休息方式，根本不在乎其輸贏，怎麼捨得動腦筋呢？況且，我的腦子日漸僵化，偶爾動點腦筋，也是有益的呀！

我沒有聽從妻子的話，依然我行我素，當我的棋迷。

二○○○年七月，我的胃與我過不去，讓我不得不住進了上海瑞金醫院。不久，我給自己留下了這麼幾句歪詩：“我在上海一口偌大的白色棺材裡，身上掉了一塊肉，我不知道這塊肉，最後落進了哪隻狗的口……”

這詩自然沒有寫完。不過，從上海回到樂清，我把自己看成是從陰間回到陽間。我沒有像所有的偉人、名人、奇人一樣，死過一回之後，對生命的真諦大徹大悟，無不採取與從前截然不同的活法。我還是從前的我，依然重複過去的活法。

直至今天，我依然蝸居在市政府那座深深的院子裡。近些年，儘管有人勸我重返文壇，有人勸我下海經商，但我始終堅守自我。我想，上蒼既然給了我第二次生命，讓我繼續享受生活，而我在市政府大院裡活得好好的，為什麼非要學偉人、名人、奇人的樣，改變自己的活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