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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十四五歲時，我在那裡度過了一段“痛並快樂”的時光，留下終生難忘的記憶。
我要尋找的白潔凌，奔兒頭，圓臉，有一個和她長相貼切的外號：白貓。她是我在“鷹擊長空”最早熟識的朋友，一個相當活躍的人物，因此我堅信，只要找到她，就能找到所有的人，好比長白山上的桔梗，只要找到一兩顆，就能挖出一大籮。
那年我剛從外地調回北京不久，每當走到當年宣傳隊活動地點少年科技站附近時，就會想：不知白潔凌和那些隊友們在哪兒？
釋出網上資訊後，有一天我突然接到一個電話。拿起話筒，對方讓我猜猜他是誰，我猜不出來，但知道肯定是老朋友。
“我是林東啊！還記得嗎？”電話那頭的聲音似乎很遙遠。
“林東？記得，當然記得！”我大喜過望；在辦公室裡旁若無人地喊道。原來，這位當年宣傳隊的重要人物之一，現在是一所外國語學校的教師。很巧，我的一位中學同學是他的學生家長，一次閒談中，無意夾帶出我，於是接上了關係。
我想，因特網還不如人網，網上尋人，我只收到一封來路不明的郵件，莫名其妙地說“你知道我在等你嗎？”天知道是誰，又在哪裡等我！而茫茫人海中，不知怎麼就能碰上熟人或熟人的熟人。銷聲匿跡多年、我以為再也無處尋覓的林東就這樣忽然從天而降，應了那句“踏破鐵鞋無覓處，來得全不費工夫”的老話。
為什麼我們當年有幸相識？如今又再度邂逅？大千社會中的每一個人能編織出怎樣的人際關係網，全憑一個緣字啊！
“文革”期間，我是因為背了家庭出身的包袱，沒有資格參加“紅衛兵”，又不甘心寂寞才參加宣傳隊的。在我印象中，“鷹擊長空”就像一個鐵打的營盤，隊員們像流水的兵，在它存在的兩年中，始終保持著一支三十至四十人的隊伍，成員大的二十上下，小的十四五歲，全是在校中學生，後來被稱做老三屆的那一茬人。
當年，我們這些來自不同學校、不同年級、不同家庭的不同性別、不同秉性的少年，在隊裡朝夕相處，儘管許多人家被抄、父母被關押，但我們嚥下痛苦和煩惱，每日排練、演出，閒時打鬧嬉戲，總算有了一個安身之處。
那時候我們最喜歡互賜外號；拉手風琴的鄭國安被稱為“兔子”，這本與我無干，卻一直代她受過。附近的小孩不知為何認我為“兔”，每當宣傳隊外出，一群小人兒便衝我大喊：“小白兔，咧咧咧，前邊打鼓是你爹……”。我蒙冤受屈倒也罷了，帶累老爹不明不白遭株連，真兔子倒逍遙法外，令我耿耿於懷。這件“冤”案後來還成了歷史遺留問題，我插隊多年後，一次回北京，偶爾路過宣傳隊駐地西城少年科技站，被兩個小夥子認出，交頭接耳議論：“這不是小白兔嗎？“鷹擊長空”的！”難為他們已經長得人高馬大，竟還記得我。
林東外號“豬頭”，雖說不雅，但他宰相肚裡能撐船，既然大夥兒盛情贈予，也就笑納了。而我則小肚雞腸，對蔑稱堅決抵制。這裡又有一樁“冤案”。老大哥劉百操由於練過擊劍，腿腳敏捷號稱“雞腿兒”，兼名“土鱉”。一次開玩笑，被他設了一個套裝進去，不留神得名“小土”，此乃劉兄智慧，也該著我搬起石頭砸自家腳。
宣傳隊幾十名隊員，從初一到高三都有，皆是各校文藝精英，幾乎人人都有絕活兒，課餘時間大多在少年宮或者少年體校操練過，總體趨勢陽勝陰衰。最有趣的是隊幹部們每人一段號譜，叫誰就吹誰的譜，招之即來，絕對高效的通訊手段。鼎盛時期，另有一支遊擊軍加盟，兩路人馬會師，實力大增，不久又被“首都中學紅代會”招安，那段時間新節目層出不窮，演出頻繁；使得“鷹擊長空”聲名鵲起，很是輝煌了些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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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鷹擊長空（2）
我進隊大約在1967年春天，一次我跟同學高建華、趙淑琴到科技站去玩，對宣傳隊一見鍾情，經二人引薦加盟。不久她倆不知何故淡出，我因喜歡那種張弛無序，半軍事化半散漫的生活，便獨自留下。其實我並不會，也不喜歡錶演，只是練過體操，能翻高而飄的跟頭，很能唬人，雖然我在隊裡大有濫竽之嫌，人緣卻混得不錯。
“鷹擊長空”是我的學校。在我以初中一年級文化程度失學後，無時無刻不從王明、王儀寧和劉百操等令我景仰和羨慕的高中生身上，學習、模仿和汲取文華營養。那段不長的歲月，勝讀書十年，使我獲益終生。
熱愛音樂就是從那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