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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斯指出，抗拒改變和孤立情境是相互關聯著的。原有文化分子處此情境之中在情緒上厭惡自己根深蒂固的習慣被外來力量換掉，也力保自己任何未假思索而發的反應方式不被攪亂。
我們親眼看見與我們習以為常的反射行為相違背的行為時，就激起我們密切的注意。如果要我們也接受這一新的行為，那末首先得克服這些強烈情緒的抗阻。＇32＇由此可見，凡足以引起強烈抗阻情緒的文化變遷，其進行的過程沒有不困難的。生活在被重重情感與價值觀念的鐵絲網所束縛的鄰近離隔中的社群裡的人，他們長期不易滋生改變自己現狀的念頭，是不難想見的。
當然，這並不是說在離隔之中的文化絲毫沒有變遷。有變遷的，不過幅度恆常不大。它的變遷幅度通常只限於在社群的基本德目和基本價值觀念以及基本行為模式，以及由此諸因子所形成的基本情感所能容納的範圍以內。這個範圍是有彈性的。但是，它的彈性有彈性極限。這一彈性極限也就是一個文化的適應極限（limit of adjustment）。外來文化的衝擊如在這一適應極限以內，那末它所帶來的文化特徵就可被原有文化吸收；如在這一適應極限以外，那末不是引起原有文化抗拒，就是引起它內部的紛亂，甚至文化解體。同為適應極限，鄰近離隔的社會與鄰近開放的社會也不同。一般說來，如果其他一切條件保持不變，鄰近孤立的社會之適應極限比較小，而鄰近開放的社會之適應極限比較大。例如，美國東北部工商社會的適應極限比西南部農業社會的適應極限較大。一個社會文化裡未假思索的反射習慣愈是處於基本地位，則反應愈不易越出原有型模以外。在這種情形之下，特別從合於成規舊制的文化分子甚至對變遷有一種神話式的恐懼。站在這種恐懼背後的，是把古舊的和習見的事物視為神聖不可侵犯的賜與。在這些分子的心目中，有一種感情的光圈圍繞前人留下的教言和制度。如果他們懂得歷史，那末他們的歷史天然是前人這些遺產的記錄簿。如果他們懂得哲學，那末他們的哲學天然是替古聖先賢之教提供理由的侍臣。傳統中國的社會文化裡就是這種情形。
上列情形里加上家的作用，則血緣結構及其關係即容易滋蔓。在這種文化裡，社會聯絡的組成主要地靠血緣。這樣一來，其他非血緣關係的社會關係不是無從發展便是被切斷，至少不能發生應有的功能。在傳統中國，親戚六眷一來，現代化的公司行號就開不好，現代化的政治組織也形成不了，甚至一本現代化的刊物也辦不出。血緣關係是原始的，是利害與共的，也是唯感情主義的。所以，血緣關係在發生它的功能時，常使人只問恩怨，不問是非；常使人只講情分，不管對錯。結果，這類人滿腦袋盤算的都是人情方面的親疏厚薄，滿身纏繞的都是人事牽聯，一天到晚小心留意的是人際的得失利弊。於是，心靈固蔽，思想停滯，因而新創無由。不獨如此，血緣團體、傳統的養育方式，大大地影響泡在其中的小孩之性格形成。這麼一來，血緣團體及傳統的養育方式替成人的思想和行為之合模性及齊一性打下牢不可破的基礎。我們試看、、、“大老爺型”“大少爺型”“老太太型”“少奶奶型”、等等，“皇帝型”“王爺型”“林黛玉型”便知端底。我們再看宮中的、、“太后型”、“太子型”、“太監型”等等，可思過半。光緒皇帝之所以失敗，原因固然不止一端；可是他在思想上和行為上出格而不“合模”則是不可忽視的一端。在血緣結構裡，如果有人不從合於其慣例，並且打破其聯絡，那末簡直像剪斷了臍帶似的。在血緣結構中，對生物邏輯的適應力與生物文化的合模性之要求較之對任何別的社會團體之適應力的要求多得多。在聯組社會中，契約關係是主導的關係。公司的契約一旦解除，經理與屬員的關係即行終了。可是，在血緣滲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