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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聯軍攻入北京，火燒圓明園。結果訂立北京條約：北京條約除了交換已經批准了的天津條約以外，割讓九龍，並且開放天津為商埠。後者是華北門戶的開啟。
一八七九年日本併吞琉球。一八八一年伊犁收回，但償俄九百萬盧布。
一*五年中日戰爭，中國新建海軍被滅，結果訂立馬關條約：日割臺灣；開放內地四口通商；拆離中國與朝鮮的傳統關係；賠償日本軍費二萬萬兩。
一*七年德國藉口曹州教案，佔領膠州灣，並強迫租借。俄、法、英、日，群起效尤，各自利用中國的弱點來增加自己的利益和勢力。
一九○○年義和團起事，打殺洋人，焚燬教堂，闖下滔天大禍，引起八國聯軍攻破北京，結果訂立辛丑和約：中國遣派大員往有關國邦道歉；懲辦禍首載漪、董福祥等；直隸等處四十五城停止文武考試五年；明定出兵各國在天津和山海關等地有權駐兵；大沽炮臺等一律削平；出兵各國酌量駐兵以保北京到海口的道路暢通；賠款四萬五千萬兩。中國與西方及日本的關係發展到這個地步，中國已經緊接被全面瓜分的邊沿了。幸喜一*九年約翰海（ John Hay）提出“門戶開放政策”，瓜分之禍才被遏止。不然的話，中國可能成非洲之續了。
這種景象，可以用麥克尼勒（William ）所敘述的話來總結：
一八五○年以後，由機械發動的工業之進展，巨大地促進西方在政治上與文化上的優越地位。在這一時期的開始，遠東的堡壘在西方炮艇之前陷落了，而且幾個歐洲國家在亞洲與非洲擴張並鞏固了他們的殖民帝國。……
綜觀以上的陳示，我們就可明瞭近代西方文化的勢力，加上因學習西方文化而新興的日本勢力，步步向中國進逼，起先還只限於通商，接著提出領土和傳教的要求，最後則搖撼中國文化的核心價值，把中國天朝型模的世界觀給破碎了。
薛福成嘗記述胡林翼的一件事情：
有合肥人，劉姓，嘗在胡文忠公麾下為戈什哈，嘗言楚軍之圍安慶也，文忠曾往視師。策馬登龍山，瞻眄形勢，喜曰，此處俯視安慶，如在釜底，賊雖強，不足平也。既復馳至江濱，忽見二洋船，鼓輪西上，迅如奔馬，疾如飄風；文忠變色不語，勒馬回營，中途嘔血，幾至墮馬。文忠前已得疾，自是益篤，不數月薨（胡林翼之死在咸豐十一年，即聯軍入北京之後一年）。蓋粵賊之必滅，文忠已有成算；及見洋人之勢方熾，則膏肓之症，著手為難，雖欲不憂而不可得矣。閻丹初尚書，向在文忠幕府，每與文忠論及洋務，文忠輒搖手閉目，神色不怡者久之，曰，此非吾輩所能知也。＇
第一章 天朝型模的世界觀（8）
由此可見當時醒覺計程車大夫所抱天朝型模的世界觀之破碎，以及精神所受挫折之嚴重。所以李鴻章說：“合地球東西南朔九萬里之遙，胥聚於中國，此三千餘年一大變局也。”
在中西這一連串的接觸裡，起初是西方人要求中國對他們平等看待。中國人不肯，他們就動手打。這可以說是“打不平”。後來他們一而再再而三地打勝了，就把“不平等條約”加在中國人身上。這真個是“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自從“西風壓倒東風”以後，中國連自衛力也喪失了。
事勢發展到這種地步，我們自然會提出這類的問題：
中國文化到底行不行？站不站得住？是西方文化優於中國文化，還是中國文化畢竟優於西方文化？
這類問題，自從清末以來，常常被明顯地或隱暗地提出，常常被直接或間接地觸及。可是，直到目前為止，這類問題還沒有得到真正的解決。為什麼呢？之所以如此，原因很複雜。我們現在只能將其中最關緊要的幾種指出：第一，與這類問題相干的知識太多，而且迄今太少人認真去作正式的研究。第二，對於這類問題，太多的人一接觸時就像觸了電似的帶了情感作用，並且依之而作價值判斷。但是，各人對於這類問題的情感聯絡不同，因此所作價值判斷也不同。第三，帶情感作用的價值判斷彎曲或岔開了對於這類問題之客觀的認知。這麼一來，和這類問題有關的言論和思想愈弄愈亂。有的人只發感慨。有的人把“作主張”當做“作認知”。有的人烏托邦式地傾向西方文化。有的人似乎比較嚴肅，但是卻抓緊“人文”“理性”這一兩個空虛的玄學名詞像孫悟空七十二變似的做觀念遊戲。有的人一開頭有意無意抱著滿腔“衛道”的心情來立論。另外有的人懷著“打偶像”的動機要掃蕩一切。衛道之士忽略了一種情形，如果別人認為無道可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