畸形的武士道--日本的全球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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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國之前，日本的西學研究在鎖國政策下就已經開始。

日本雖鎖國，但並不自閉，日本政府把長崎作為一個通航港口，與來自中國和荷蘭的商人交往。一些先進的日本知識分子透過“鎖國”的厚重帷幕，利用一切機會吸收西學新風，尤其是由荷蘭傳過來的西方文化，得到了廣泛的傳播，並形成了研究荷蘭文化的“蘭學”。其代表人物渡邊華山不僅是一流畫家、著名政治家，還是一個通曉西洋文化的洋學家，對西洋的一切事物都有著濃厚的興趣。

渡邊華山名定靜，35歲時改號為華山。他自小愛好廣泛，對儒學和繪畫尤其感興趣，一生致力於儒學和西方文化的研究，成為開明儒學的實踐家，在政治和繪畫方面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他是公認的能夠把日本的和文化、漢文化和歐洲繪畫風格成功地融為一體的畫家，有人用“天下畫家雖多，但無出其右者”高度評價了他的繪畫成就。其經典傳世之作《千山萬水圖》曾以一億日元的高價被收購。相較華山在繪畫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他在不懂荷蘭語的情況下還能成為蘭學思想研究領域的集大成者就更顯得此人的卓爾不凡。然而，渡邊華山一生命運多舛，其童年和少年時期的苦難經歷讓他積累了豐富的人生經歷，併為他後來變革思想的形成打下了基礎。渡邊豐富的人生經歷和自殺的悲慘結局也讓他成為後人眼中的傳奇人物。

在日本，明治維新之初就已經出現了有關華山的著述，但是隨著忠君愛國思想的泛濫，華山被作為忠君的楷模用來宣傳皇國思想，並被編入了修身教科書。這種做法是對歷史的誤讀，將華山思想的閃光點都淹沒在了皇國思想的封建性之下，歪曲了華山的歷史形象。若華山地下有知恐怕也會備覺憤懣吧。

二戰以後，學術界開始在繪畫藝術領域和思想政治領域對華山進行正式的研究。其中對華山藝術領域的研究要遠遠多於他的思想政治領域，對其西洋觀和由此派生出來的文明史觀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而這遲遲不能為日本思想史學界重視的華山政治學說，恰恰是其思想的精髓，對華山西洋史觀形成的社會背景、知識來源以及華山思想價值的研究是極具歷史借鑑意義的。

1773年，渡邊華山出生在江戶半藏門外田原藩的一個武士家庭。渡邊家雖為近臣，但是在商品經濟迅猛發展的時期，幕府和各藩都入不敷出，只能大量削減武士俸祿，從來都稱不上富裕的田原藩更是如此。華山的父親定通有8個孩子，微薄的俸祿根本無法讓家人吃飽穿暖，有高高在上的社會地位並不等於有豐厚的家財，華山一家的生活貧苦異常，他的弟弟們有的到寺院做活，有的出家為僧。因為貧困，華山的父親身患重病，長期臥床不起，他的兄弟姐妹也大多病死。為了維持生活和替父親買藥，身為長子的華山從8歲起就為藩主世子做勤雜，一直做到15歲，7年寄人籬下的生活練就了華山驚人的意志力和忍耐力。為了貼補家用，華山在做雜務的同時還學會了繪畫，為今後華山成為一名畫家、洋學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苦難沒有將華山擊倒，反而成了他發憤圖強的巨大動力。

1832年，華山臨危受命被擢升為田原藩家老，在天保饑荒和英國勢力加速侵略的社會形勢下，華山顯露出他卓越的政治才能。他在田原藩進行了諸多財政改革和殖產興業的措施來推動田原藩經濟的發展，並制定了按具體職位規定收入級別的“格高制”，提拔人才也不受原來俸祿額的限制，為破格提拔人才鋪平了道路，渡邊華山為改革耗盡了心力。1836年，田原藩大饑荒，華山因日夜操勞而病倒，在病床上寫下了《凶荒心得書》，上書藩主，主張以民為重，設法救災和重建家園。為了拯救藩民，華山建立了報民倉，將平時的餘糧積累起來，待荒年開倉濟民。在天保大饑荒中，田原藩因有報民倉的存在沒有一個人餓死，華山為此得到了幕府的嘉獎，從此名聲大振。

遺憾的是，華山的諸多改革措施都沒有能徹底貫徹，有的執行力度不夠，有的收效甚微，這使華山朦朧地意識到封建幕府政治經濟所面臨的巨大危機。在天保大饑荒時，物價上漲，1837年，大阪又爆發了聲勢浩大的大鹽平八郎起義，起義的悲慘結局給華山帶來了強烈的震撼，使他真正意識到了改革無法解決日本幕府統治下的社會危機，他開始將眼光投向外面的世界，尋求救民之道。

其實早在1832年擔任田原藩家老，忙於修建海防的時候，華山的心思就已經飛出了田原藩的範圍，他立足於世界，為日本的前途深深憂慮。日本社會的內憂外患，殖民主義的入侵，觸動了華山的民族責任感，在加固海防的過程中，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