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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瞭解不多，瞭解的那部分作品似乎也有隔代的文化接受差異，評價不多，但其對陳逸飛早期的《黃河頌》等作品作了充分而懇切的評價。
第四章 上海時期的繪畫（4）
陳逸飛本人也認為，他的《黃河頌》代表了他在那一個時期的藝術追求，後來的一切追求是在這種追求的基礎上深化的。他說：“從前有朋友對我說：你有很強烈的英雄主義色彩，像《黃河頌》、《紅旗》、《佔領總統府》確實是那一方面最好的例證。後來有人對我說：你的美人畫得很漂亮，就又給我貼上這樣一個風格的標籤。而此次回顧展上的‘西藏系列’某種程度上洗刷了某些人對我的成見。展覽會上你看到了我各個階段的轉折與變化，有時當我像一個普通的觀眾面對自己的作品，感覺既親切又陌生，有許多畫被收藏十多年，甚至近20年，再看見，這種感受很複雜。當然我還會一直變化下去，但我不知道會變成什麼樣，因為藝術不是自己假定和設立的，是自己心裡的畫，是從你的靈魂宣洩真誠的一種表現。其實畫什麼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這條船裡裝的載體。我自己認為我的作品之所以呈現為現在的樣式，緣於我對生活的熱愛。”（姜蘇鵬：《陳逸飛：答案在風中飄》，《中華英才》1997年第13期）藝術家的一生往往要經歷若干個階段，透過藝術家的努力和創造，每一個後來的階段都有可能是對前一個階段的超越，這應該就是超越，而不要輕易用新的一個時期的成就否定前一個時期的成績。對待陳逸飛，對待陳逸飛的創作都應如此。
多年以後，陳逸飛專門寫下了《既英雄又浪漫》一文，深情地回憶創作《黃河頌》的經歷：“《黃河頌》最初的構想，是畫一個羊倌，扎著羊肚子頭巾，扛著钁頭，仰天高唱信天游。反覆思量後，發覺這種表現方式幾乎是在詮釋《黃河大合唱》的歌詞，便毅然捨棄。轉而改成一個紅軍戰士，站在山巔，笑傲山河。創作過程中，我把山頂明亮如熾的光感復還到畫布上，渲染成一片耀眼的白芒；我在紅軍戰士肩挎的步槍槍眼裡，畫了一小團紅布，形同一朵鮮豔的盛開的小花，還在他的腳下，畫上一列斜飛南行的大雁。”（《新民晚報》，1997年1月11日）瞭解了陳逸飛創作《黃河頌》的歷史環境、創作意圖、創作過程以及作品自身的命運，我們就可以更全面地理解和把握《黃河頌》。
即使是歐美人士用歐美的藝術眼光來看陳逸飛早期的《黃河頌》，也能感受到它的藝術魅力和藝術價值。歐洲著名美術史論家卡爾·魯伯格高度評價陳逸飛後來的繪畫創作，而且對陳逸飛的早期作品尤其是《黃河頌》給了充分的肯定：“在他看來，繪畫緣發於內心深處，自始至終是一種自由奔放的、解放的行為。這種自由的行為在其早年的作品中已有所表現，如1972年的《黃河頌》。從意識形態上來說，這幅作品非常正統：抗日的戰士站在高高的岩石上，背景是綿延天際的山脈，巍峨宏闊，但整個畫面已悄然體現出畫家日後銀幕作品裡的後印象主義風格。‘文革’期間，一些政客和文化官員們認為他多少有點‘頹廢’或‘西化’。現在看來，這種觀點倒也並不離譜，陳逸飛與歐美文化確有共鳴，其高超純熟的技法勿庸諱言源於歐美。”（卡爾·魯伯格：《繪畫：在東方與西方之間——評中國畫家陳逸飛的作品》，《文匯報》，1997年1月14日）他認為，陳逸飛早期的作品也深受歐美藝術的影響。
在人生道路和個人生活上，1972年的陳逸飛也有一件大事，就是與張芷結婚這件人生大事。時間是這年的年底。他們在一間並不寬闊的小居間生活，幸福浪漫。
1973年，陳逸飛家發生了生與死的連線，父親陳庚賚過世，兒子陳凜出生，生的把死的又給填滿了。父親生於1906年，終年67歲。父親的離世，不但給陳逸飛心靈上帶來巨大的打擊，而且也給他的生活帶來巨大的壓力，從此他要擔起照顧弟弟妹妹的任務。陳逸飛曾經說：“我也和許多人一樣有苦惱和坎坷，有本自己難唸的經。我父母都死於‘文革’，這是我最不堪回首的記憶。”（董竹：《陳逸飛：我那永不能圓的夢》，《風韻》雜誌2005年4月10日）好在兒子的出生，為陳逸飛夫婦新增了許多的情趣，減少了一點喪父的悲傷。他的人生和藝術仍在前行，在創作上，陳逸飛1973年創作了《南來北往》、《魯迅在廈大》等繪畫作品。
1974年，陳逸飛又創作了一幅魯迅題材的作品《寫於長夜——魯迅》，他關注魯迅的文化影響，魯迅也是這個階段被畫家們關注的題材。
1976年，陳逸飛與蔡江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