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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更深層的人性和人道的透視，人物的面部表情流露出生命最後一瞬間那種凜然，儘管戰士們不怕犧牲，但他們作為活生生的人，那種熱愛生命、依戀人世的內心情感躍然畫面。《紅旗》是英雄主義理想與人道主義善良的構合體，使命的完成，死亡的臨近，沉澱為藝術畫面。作品發表後，受到好評，但很快就有人在《文匯報》發表批判文章，說是畫面上的“軍裝太髒……對英雄不敬”，顯然這些人並不理解《紅旗》的藝術寫實，也並不理解《紅旗》的藝術誇張。還有人在上海《文匯通訊》發表批判文章，說陳逸飛的《紅旗》是“戰爭恐怖”論。現在來看當年的這種批判不免有些感慨。
當年陳逸飛為了創作好《紅旗》，費盡心思，反覆體驗，反覆構思。陳逸飛去跟別人借來一臺鼓風機，對著紅旗吹，把紅旗吹飄起來，然後一次又一次地觀察，尋找紅旗飄飛的最佳畫面。對於用辛勞創作出來的《紅旗》，陳逸飛是格外看重的。
李堅曾就《紅旗》採訪過陳逸飛，李堅在文章開頭這樣敘述：“說起油畫《紅旗》，一向沉穩的陳逸飛也不免有些激動。《紅旗》是陳逸飛於1971年至1972年創作的一幅油畫。同時期創作的油畫還有《黃河頌》與《開路先鋒》。這三件作品在當時的美術界引起強烈反響，陳逸飛名聲大振，而其中尤以《紅旗》為最。這幅作品描寫的是幾位即將衝鋒陷陣的紅旗手面對死亡的瞬間，戰士樸實、深沉的表情讓人看後難以忘懷。作品具有一種震撼力，顯示了畫家刻畫人物，尤其是刻畫人物內心世界的巨大潛能。”（李堅：《故事從〈紅旗〉說起——訪著名畫家陳逸飛》，《新民晚報》1996年12月6日）陳逸飛對李堅說，他本人對那些批判者很生氣。
1972年，“文革”期間終於有了首屆全國美術展覽，陳逸飛的作品參加了這次全國美展。期間陳逸飛有機會結識了北京美術界的王懷慶、孫景波、張紅年、艾軒等優秀畫家，相互交往，相互探討美術創作的規律，收穫頗豐。
在藝術的道路上，1972年的陳逸飛有一個重要收穫，就是他的大型油畫《黃河頌》。這幅作品，用今天的眼光來看，也是一幅優秀畫作。作品高於別人的地方在於：一、它沒有僅僅在美麗而滄桑的黃河自然景觀上做文章，而是著眼於人，一個近景的人站在黃河岸邊的巨石上，俯視黃河，人與黃河貼在了一塊，人與自然融在了一起；二、它把黃河文明虛化為遙遠的文化背景，在黃河現代歷史的一瞬間做文章，它把群體力量虛化為個人背景的無形力量，在一個人與一條河之間做文章，它把所有的人都虛化為無形的特殊後盾，在一個特殊身份的人那裡著力。一個人、一個軍人、一個現代軍人，一條河、一條黃河、一條戰爭背景下的黃河。
《黃河頌》以中華民族的抗日戰爭為創作背景，從創作題材上說，它並不是首創，抗日戰爭以來許多畫家都曾經在這個題材領域作過努力，並且取得不少藝術上的成就。陳逸飛自然也想在這個歷史大題材上有所作為，作了一次蒼勁的畫面架構。畫面上，一位身著軍服的抗日戰士站在黃河邊的岩石上把守，遠的是天河一色的綿延背景，天際間巍峨雄壯，黃河在奔流，群鳥在飛走。寫實間添了一點浪漫。現在看來，《黃河頌》在整體上是寫實的。可在1972年，在不少人眼裡，還是多少有些“西化”和“頹廢”的，而且是河水太渾濁，畫名中又帶上了一個“黃”字，一度被禁止參加展出。
好作品終究是好作品，歷經種種選擇以後，人們自然會認可，陳逸飛的《黃河頌》就是這樣的作品。著名畫家蔡若虹曾於多年以後的1997年2月1日在病中寫下專文《贊〈黃河頌〉》，“不少同志都認為陳逸飛的藝術特色是具有非常紮實的造型基本功。這一評語如果對他過去創作的《長笛手》、《潯陽遺韻》之類的作品作一一考察，那是完全切合實際的。但是，如果從他1972年創作的《黃河頌》這幅作品來看，光說作者具有非常紮實的造型基本功就不夠全面了。根據我自己的觀察，《黃河頌》的形象構成，僅僅從那個持槍挺立的革命戰士的雄姿來看，這個頗有特點的姿態決不是從普通的模特兒身上可以找得到的，何況，畫面上還有那只有立足高處才能看見的群雁低飛，以及與廣闊的胸懷相配合的無比蒼莽的河山背景。這些形象的構成，決不是單靠紮實的基本功就可以完成的，它必須靠精細的生活觀察、深厚的藝術修養和熟練的表現技巧這三者的機會結合才能完美地構成這個詩意盎然的藝術境界。”（蔡若虹：《贊〈黃河頌〉》，《美術》1997年第5期）蔡若虹對陳逸飛留美以後的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