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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然，許多日常生活呈現出更復雜的情況，那裡麵包含著兩種以上“納什均衡”，遊戲者不知道應該選用哪一種。
１９５５年，好萊塢一部電影中的一個場景提供了一個生動的例子：吉姆和巴茲駕車比賽，一齊衝向懸崖邊，第一個膽怯而放棄的人算輸。於是，吉姆和巴茲必須在把車急轉向和繼續向前開的二者中擇其一，這個遊戲有四種可能的結果，卻沒有一個最理想的結果。先開車轉向意味著輸，但如果兩人一起繼續向前開，結果都會掉落懸崖而車毀人亡。再就是雙方同時轉向，二人都承認輸，這將是一個較好的結果。但是，令人費解的是，納什的研究顯示，這一明智的抉擇不是納什均衡。
看來需要另外的一些東西來解決這個難題了。比如，吉姆可以在比賽開始前假裝醉酒（這是欺騙對手的戰術，讓對###得你什麼都不吝，根本不怕死），從而誘騙巴茲首先急轉車。
總之，納什的工作顯示，馮·諾伊曼在博弈論中得出的結果並不明確。從那以後，博弈論的研究分成兩大陣營：一方集中考察一些經典遊戲來抓住問題的精髓；另一方尋求將博弈論加以拓展，使之更能解決現實問題。
１９９４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了包括納什在內的部分博弈論先驅，從而博弈論也受到了人們更加廣泛的重視。
由於博弈論是研究人際關係中合作與對抗（不合作）的行為規律的，這種行為規律應當是屬於人類生存最基本的活動，因此，它是屬於綜合社會學中一門最基本的學科，它所取得的任何成就，都會引起人們的關注，並在現實生活中產生實際的效應。
中國是謀略學高度發達的國家
博弈作為一種理論的提出與發展，不過６０多年的時間，但是，人類廣義的博弈活動，卻是自人類結合成群體後就一直在進行著的，我們可以說它已有兩三千年之久，甚至是五六千年之久了。
納什或者其他博弈論學者所講的“策略”，在中國人看來，其實是一種謀略、韜略，這是中國曆代政治家與軍事家必然要研究的一門學問。
世界上的人都會承認，中國是個謀略學高度發達的國家，從春秋戰國時期開始到明清時代，中國從分裂走向統一以及從統一趨向分裂的局面都需要經過戰爭來解決，都需要有高明的戰略家、軍事家來進行謀劃並實施，這樣的過程一直進行了數千年，直到清朝滅亡後的軍閥混戰以及國共兩軍逐鹿神州大地。而《孫子兵法》、《吳子兵法》、《孫臏兵法》、《尉繚子》、《六韜》等都是這類謀略的書籍。漢朝初年，“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可見在那個時代，就十分重視對於謀略書籍的整理和運用。在20世紀８０年代，解放軍出版社曾出版過《歷代兵書目錄》，根據該書統計的兵書，共有１ ３０４部，６ ８３１卷，這個數字僅僅說明了是今天所能收集到的，至於遺失的兵書，恐怕比這個數字要多上幾倍。
中國人講究謀略，主要表現在軍事上和朝廷中，即諸侯、軍閥之間的戰爭和宮廷朝堂上皇帝的馭人術和派別間的鬥爭，至於經商方面，由於我國古代的商業並不發達，因此在這方面的謀略書籍就較為少見。
中國最膾炙人口的博弈故事是那個田忌與齊王賽馬的傳說。
齊王和田忌各有三類馬，分上、中、下三等，不過田忌的馬都比齊王的要略遜一籌。兩人進行賽馬比賽，於是孫臏幫助田忌出主意，用下等馬對齊王的上等馬，先輸一場。然後再用上等馬對齊王的中等馬，用中等馬對齊王的下等馬，按照三賽兩勝的規則，田忌取得了勝利。這可以稱得上是最早運用博弈論取得勝利的例證。
當然，這裡面有幾項是需要說明的，第一是必須遵循遊戲的規則，在這裡的規則是三場比賽只要有兩場勝利就算贏了；第二是田忌的馬雖然比齊王的稍遜一籌，但也差不了多少，如果相差太大，他用上等馬也賽不過齊王的中等馬，那就另當別論了。不過，這個例子讓我們懂得了這樣一個道理：只要有好的策略，力量相對弱的一方也是可以贏得勝利的。
還是這位孫臏先生，在事後好幾次戰役中的謀略，都讓後人拍案叫絕，如“圍魏救趙”和“減灶法”等。
公元前３５３年，“戰國七雄”之一的魏國派兵攻打趙國，包圍了趙國的都城邯鄲。趙國形勢危急，請求齊國支援。齊王便派大將田忌為主帥，拜孫臏為軍師，帶領齊國的大軍前往支援。
田忌打算直接領兵到趙國去救援，孫臏認為不妥，他說：“要解開紛亂的絲線，不能強拉硬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