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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勸解雙方停止搏鬥，不能直接參加進去幫著打。派兵解圍的道理也正是如此，不能硬碰硬，而要運用避實就虛的策略，使形勢對敵人不利，讓他們產生後顧之憂。這樣一來，趙國自然會解除被圍困的態勢。眼下魏國圍困趙國，他們的精銳部隊已經在外面打得精疲力竭了，他們的老弱殘兵也在國內累得疲憊不堪。因此，你不如率軍直取魏國的都城大梁，斷絕它的交通要道，攻擊其防衛空虛的地方。這樣，我們既可解除趙國之圍，又可坐收魏軍自敗的效果。”田忌採納了孫臏的意見，派兵攻打大梁。果然，魏軍放棄了包圍圈，離開邯鄲，回兵營救本國。此時魏兵已經疲憊不堪，在長途回兵的路上又遭到齊軍的阻擊，雙方在桂陵一戰，齊軍把魏軍打得落花流水。
凡國家統一被破壞，全國分裂成若干個諸侯國，各諸侯國為了生存與發展都想要稱霸神州的時候，就是謀略術運用密度最大、發展最迅速的時候。從這個觀念上說，中國的戰國時代，魏、蜀、吳三國鼎立的時代，都是中國謀略學的高峰期。
《三國演義》之所以具有長久的生命力，有經久不衰的影響力和眾多的中外讀者，其中的一個吸引點就是其中所蘊涵的謀略學。就拿“赤壁之戰”的這個過程來說，“諸葛亮舌戰群儒”、“苦肉計”、“連環計”、“借東風”、“蔣幹盜書”、“草船借箭”、“華容道”……無處不顯示出謀略的高下與謀略所產生的效果。因此，我們覺得，只需徹底解剖像“赤壁之戰”這樣一個情節，就能夠完整地體現中國謀略的全部精髓。
無論是博弈論，還是謀略學，其實都源於一個目的，那就是在雙方——我方與敵方（對手方）相對時，在遊戲規則允許的前提下，採取一切可能的手段，贏得對方，以獲取自己利益的最大值。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的謀略學，其實就是西方的博弈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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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論”與“謀略學”的區別在哪裡
雖然我們可以說，西方的“博弈論”就是中國的“謀略學”，而且無論是博弈論學者還是研究商戰的經濟學家，都很重視像《孫子兵法》之類的著作，學以致用，把它們運用於經濟學領域，但是，我們仍然覺得這兩者之間存在著某些區別。
兩者的最大區別還得從東西方文化觀念的不同說起。
１９９２年，李政道先生在上海復旦大學演講時說過這樣的話：“可是科學的發展在西方和中國並不完全一樣。在西方，尤其是如果把希臘文化也算做西方文化的話，可以說，近代西方科學的發展和古希臘有更密切的聯絡。古希臘時也和現代的想法基本相似，即覺得要了解宇宙的構造，就追問最後的元素是什麼。大的物質是由小的元素組成的，小的元素是由更小的粒子構造的，所以從大到小，從小到更小，這個觀念是古希臘時就有的（Atom就是希臘字），一直到近代。可是中華民族的文化略有不同。我們是從一開始就感覺到，微觀的元素與宏觀的天體是分不開的，所以中國人從開始就把五行與天體聯絡起來。五行的一個很原始的看法，就是金、木、水、火、土。”
我們對兩種文化稍加研究，就可以發現它們的不同。中國文化總是在大的方面去把握總體概念，並且只作定性而不作定量分析；而西方文化則總是從細微之處入手，並從具體的細節去組合它們的概念。這也像兩種文字，中國人的“月”“日”就是月亮和太陽的象形文字，講的是“月”與“日”的整體，而西方的文字則是像“元素”的拼接，用幾個字母來表示一個詞。而且，中國人記載時間也是從大處入手，年、月、日、時，西方人則倒過來，把時間放在了前頭，把年放在最後。
這種區別可以進行這樣的歸納，東方文化屬於一種整體思維的方法，只講整體概念，只作定性分析，而西方文化則是一種“還原法”，每觀察一個事物，它總是把這一事物分割到不能再分時為止，然後將它組裝起來再加以認識。
我們承認，這兩種認識事物的方法各有優劣，但是當一個事物需要掰開來更深入地認識時，東方文化就缺乏某種力量了。例如，在歷史上，煉丹士搞“煉丹術”，這恐怕在東方和西方都出現得很早，我們中國說不定還更早一些，但從16、17世紀起，在西方的煉丹士開始轉變為化學家開始研究起分子、原子來的時候，我們中國人仍停留在煉“長生不老丹”、服丹可以成仙的迷信境地，於是中國的科學發展受到了思想文化的掣肘。
中國的謀略學與西方的博弈論也同樣如此。用定理、方程式和運算手段武裝起來的西方數學家開始用數學的手段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