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懿那樣的“灰箱”情況。
面對這樣的情況，就只能靠推理和判斷了。推理與判斷的正確與否，決定著我們的策略是否正確，策略正確而贏得勝利，策略不正確而功虧一簣。
上面這個例子中我們已經涉及到判斷的另一方面內容，這就是我們必須要判斷同你對弈的指揮官的有關情況，包括這個人的勝負記錄、各方面的能力，以及他的性格特徵，是否有“死穴”可以被點中，等等。
司馬懿也是瞭解諸葛亮的，但是，他根據瞭解作出的判斷卻是錯誤的，而他兒子與他顯然是兩種判斷。司馬懿的兒子司馬昭問道：“是不是諸葛亮沒有什麼軍隊，故作姿態，父親怎麼能夠就退兵呢？”司馬懿說：“諸葛亮平生小心謹慎，從來不冒險。今天大開著城門，我估計他必定有埋伏。我要是進兵，就中了他的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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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形勢和分析對手是兩項必要的工作（2）
事實上，我們可以如此地說，儘管魏軍和蜀軍在這座小城下並沒有打過交手戰，但是司馬懿和諸葛亮在交手前的判斷問題上（思想上），卻已經有過一次交鋒了。
一方面，司馬懿、諸葛亮兩人有過多次交手的歷史，在司馬懿的經驗中，諸葛亮從來就沒有弄過險，一直是小心謹慎慣了的，而此次設空城計，司馬懿的判斷是諸葛亮肯定不會弄險，諸葛亮之所以這樣做，後面必定還有什麼殺招；另一方面，正因為諸葛亮猜中了司馬懿判斷他從不弄險，所以此次這種反常做法才會迷惑司馬懿，讓他猶豫不決，甚至產生錯誤判斷，正是由於司馬懿的這種可能產生的錯誤判斷，諸葛亮才有機會贏得這樣一次風險性的勝利。
司馬懿撤走兵馬後，諸葛亮撫掌而笑，眾官問他原因，諸葛亮說：“司馬懿料定我平生謹慎，必不弄險，但見如此模樣，疑有伏兵，所以退去。我並非行險，實在是因不得已才這樣做的。”
這裡又涉及一個新的問題，即判定對手，一般是依據前幾次交手的經驗，也就是兩個人兩個集團交手的歷史。假設說兩個人——就拿司馬懿和諸葛亮這兩個對手來說——兩人交手已有５次（設定８、９、１５次都可以，反正這是假設），我們用“０”來表示諸葛亮的表現是大膽、魯莽的，而用“１”來表示諸葛亮的行為是謹慎、小心的。那麼，諸葛亮的前５次交手的記錄在司馬懿的頭腦裡是５個“１”。若是如此，司馬懿在第六次交手時的判斷就自然而然地認為諸葛亮肯定會表現出“１”來。
人的頭腦會記錄對手前幾次交手的歷史，這是人學習和吸取經驗教訓的必然，沒有這種學習，人就不會進步。這很像中國足球隊與日本、韓國足球隊的比賽，在中國教練那裡，應當有比賽的所有檔案材料，在這些材料裡，不僅有幾比幾的結果，還有射門的記錄、犯規的記錄、換將的記錄等一大堆資料，甚至還有天氣與溫度的記錄。在科技發達的今天，實際上還有錄影資料，到了重新比賽的時候，就拿出來放一放，進行一番研究。我們常說，中國足球隊有“恐韓病”，就是由於在歷次比賽中數戰皆輸而在頭腦中形成的心理病，倘若這支球隊“失去了記憶”，忘卻了與韓國足球交手的歷史，那麼，新的隊員就不可能一上場就產生“怕”的感覺，而可能變成一隻只不怕虎的初生牛犢。
這種與對手交手歷史的記憶不會太長，一般說來，光靠頭腦來記也就是３～４次的印象最為深刻，再往前數就很淡漠。當然，一些太重要的、有著某種深刻烙印的記憶會永遠儲存，那是因為那一次交手對“我”的刺激太深刻了的原因。
司馬懿頭腦裡的歷史“記錄”對不對呢？肯定是對的，諸葛亮一生謹慎，不僅是司馬懿的結論，也是所有與諸葛亮相處的人的結論。然而，在空城計這次交手中，諸葛亮卻一反常態，來了個異常的大膽舉措，這就出乎了司馬懿的預料。諸葛亮之勝，就是揣摸了司馬懿頭腦裡的想法而走出的一步險棋。這樣說來，司馬懿頭腦裡的歷史記錄雖然是正確的，而他作出的判斷卻是錯誤的。
判斷形勢和分析對手是兩項必要的工作（3）
這個錯誤之所以產生，是因為他太相信過去的經驗和對諸葛亮的判斷了，卻未料到諸葛亮還會有如此大膽的一招。這就像賭場上壓黑紅寶，一邊是黑色，另一邊是紅色，如果賭徒壓紅，而莊家揭開蓋子出現的是黑色，那麼賭徒就輸；要是猜中了，賭徒也壓黑色，賭徒就贏了。有時，這種賭博會出現某種罕見的現象，莊家一連設計了１０～１３次的紅，這就讓所有的賭徒都難以判斷了，第１４次到底該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