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事-翻譯家王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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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親雖盡一切可能讓我受到最完美的教育，還給我創造條件，讓我一年四季能從事各種體育活動，鍛練身體；但我從來沒像現代兒童那樣過過生日；沒有人給我買過生日禮物和生日蛋糕；我們家所有的錢都放在教育上了。春節時，我也沒穿過新衣服，（我總是穿姐姐的舊衣服，還高興得要命，）也沒得到過壓歲錢。平時，父母親雖然每月要為我付出昂貴的各種學費，但從不給我零花錢。對這，我完全能夠理解，而且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不論我心裡偶而希望擁有什麼東西，我也沒向父母開過口。因為我知道父母供我們這一大幫孩子讀書，已經夠困難的了。

我從小最喜歡的東西是文具。我每天上學，都要走過當時哈爾濱最有名的秋林洋行。秋林洋行的文具部，是我一生難忘的好地方。每次，只要放學早一點，在回家的路上，我便走進秋林的大門，直奔文具部，站在櫃檯前，目不轉睛地盯著玻璃下的漂亮雙層鉛筆盒。那時，在我眼裡，那是文具的一所極其講究的兩層小樓房，都是木頭做的，上層裝著印有有趣圖案的鉛筆、好看的橡皮等，下層裡是精緻的自來水筆和小尺、圓規。在我的腦海裡　那座“小樓房”給我留下的印象竟是如此深刻，我至今閉眼回想時，還絲毫不差地歷歷在目。但是，當時我沒有錢買，永遠只能看看。　。　想看書來

第十一章 “九一八事變”等於惡運的開端

我們的城市田園生活，持續了幾年後，住在東北的愛國中國人（當然也包括我們家）的一切都改變了。

突然，有一天，兩個日本憲兵砸開我們家門，手裡拿著我大哥的相片，指名道姓地找他，要逮捕他。我們知道，那是因為當時大哥在哈爾濱工大讀書，擔任學生會委員。他會開火車頭，曾經開火車拉著一批大學生到南京去請願，要求反滿抗日。

幸虧憲兵來時，碰巧大哥不在家，父母趕快及時通知了他，他匆忙連夜逃離哈爾濱，逃往南方上海，以後又輾轉去成都、昆明等地，40　年後的1981年，我們才有機會在美國再次見面。

當時，有條件的中國人，大多早已離開淪陷區，我從父母的談話中瞭解到，我家既無存款，又無處可投奔，只能留下。

父母親都是日本留學生，加上恰巧母親有幾個奈良女高師的先後同學的丈夫，被派到哈爾濱擔任要職，日本人當然想利用我的父母。

那時，因我年紀太小，所以過程及詳細情況我無法瞭解，只知道，有關方面先是要讓父親當偽教育廳長，父親千方百計地“婉言謝絕”。（據說，滿洲國大大小小的官兒，全是傀儡官兒，一切一切都得聽從日本人的指揮。）

父親在家裡常常說：“有點收入，夠維持生活就行了！”

他仍舊當他的醫院院長，兼任市衛生科長。

不過，很快，我就發現家裡的氛圍氣氛與以前大不相同了。

再也聽不到父親那“哈哈哈！”的爽朗笑聲了。相反，他開始無緣無故地發脾氣，有時自言自語：“氣死人！氣死人！……”同時他患上嚴重的高血壓症，血壓常高達200多。母親雖然沒生病，但是她不但變得不像以前那樣幽默、愛開玩笑，而且常常下班後，晚上在家裡喝悶酒，放聲大哭，嘴裡不停地叨叨著：“我不願當亡國奴！我不願當亡國奴！……”我和小弟二人嚇得躲在牆角里，不敢出來。直到後來，她開始在舅舅王紹鏊的領導下做一點地下工作，她的心情才好轉一些。

偽滿洲國時期的中國人，整天都是惶恐不安的，因為隨時可能災難臨頭。

母親有位日本奈良女高師的日本同學，當時成了我們的大救星。因為她丈夫，恰好是當地日軍方的一個高官。

透過這種特殊的關係，母親常常可以辦點別的同胞難以辦到的事情。例如，她曾救出好幾個被無緣無故關進監獄的中國人。

我最不能忘記的一件事，是一位被母親救出的學校男教師，出獄後，全家人到我家裡來道謝，一進門，就趴在地上磕頭。

父親三番五次在工作崗位上遭到*，每次都全靠母親在外面奔走、託人，才得到暫時的緩解。

1937年，父親遭遇到一次更大的*，差點被日憲兵投入牢獄，心臟病和高血壓症也犯了，只得歇病假在家裡臥床休養。

1937年夏季的一天下午，有人輕輕敲我家大門。

我和放暑假回到家裡的姐姐二人，搶著去開門。

只見一個身穿舊長衫、帽子壓得很低的“神秘人”站在門外，神色慌張地塞給我們一張破紙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