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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敵眾，退守夏口，以待天時相應，是為防守，隨即便有“江東兵精糧足，且有長江之險，猶欲使其主屈膝降賊，不顧天下恥笑”之語來反攻，使虞翻不能對。後對步騭、薛綜等人的發難，孔明莫不用此先攻後守之法對之，使東吳的儒者一個個敗下陣來。
此法妙極。因有群儒詰問在先，不容不答，故宜先守，且守得從容，既曲盡事理，又詳陳事實，將對手的詰問一一化解；又因群儒來者不善，多有惡意，便於守住陣地後發起反攻，使論辯進退有致，引人入勝。設若只守不攻，則必陷被動境地；若只攻不守，失去了據理陳詞的部分，使論辯僅僅停留在口舌之爭，則缺乏以理服人的成分。
二、語帶雙機
諸葛亮以其高超的語言技巧使整個論辯過程精彩紛呈，於有限的語句中蘊含極深的意味，嚼之餘香滿口。在談到劉備新敗之因時，諸葛亮說劉琮“暗自投降”，意在嘲諷東吳主降之士，“非等閒可知也”，示張昭等皆等閒無能之輩；又云“社稷安危，是有主謀”，寓昭等無定國安邦之策，反以妖言惑主，實禍國殃民之人。
步騭指出諸葛亮欲效張儀、蘇秦的遊說之舉，諸葛亮卻淡化張儀蘇秦二人的辯士身份，而突出其豪傑的本色，強調二人“皆有匡扶人國之謀”，點出儒者們無勇無謀，只知巧言論辯，實則貪生怕死的本質。諸葛亮避開某些辯士為一已之利益而遊說的特點，在突出其“匡扶人國”大志的同時，也為自己張目，我為匡扶人國而來，你們卻為葬送人國而辯，孰高孰低，一目瞭然。
陸績以曹操是相國曹參之後，劉備出身無可稽考相詰，“眼見只是織蓆販屨之夫耳，何足與曹操抗衡哉！”諸葛亮先不直接回答問題，而是輕蔑地一笑，“公非袁術座間懷桔之陸郎乎？”諸葛亮此處提及此事，表面看來似屬閒筆，實則頗有深意。懷桔之事本為盡心事孝之典範，然而畢竟是小兒所為，懷桔小兒之論必是小兒之見，自然“不足與高士共語”。
諸葛亮答程德樞之語可分為兩層內容。一是論君子之儒的風采，“忠君愛國，守正惡邪，務使澤及當時，名留後世，”表面上為君子之儒正名，實為夫子自道也；二是畫小人之儒的嘴臉，“筆下雖有千言，胸中實無一策，”對大敵當前而群儒一籌莫展予以辛辣的諷刺，且以揚雄屈身事莽下場可悲昭示東吳小人之儒不顧氣節屈膝投降必將留下千古罵名。
語帶雙機之辯術充分顯示了諸葛亮的論辯技巧，一石二鳥，弦外有音，以極精煉的語句表達極豐富的內容，頗具戰鬥力。似不經意中顯出智慧，信手拈來時愈見功力。給人留下充分的想象餘地。
三、各個擊破
對不同的人採取不同的方法擊敗對方，是諸葛亮舌戰群儒的又一大特色。
對張昭，由於他是東吳重臣，第一謀士，諸葛亮採取擒賊先擒王的策略，娓娓道來，嚴密防守之後大舉進攻，使張昭無一言可對。對張昭的反駁洋洋灑灑，周密細緻，絲絲入扣，而對以下諸儒則多以簡潔明快的對答迅速結束戰鬥，不與多做糾纏。
在整個過程中，諸葛亮的論辨藝術發揮得酣暢淋漓，他面對群儒潮水般湧來的詰難，沉著應戰，或引經據典，或轉換論題，或厲聲責問，或反唇相譏，可謂得心應手，遊刃有餘。如以韓信之謀，楊雄之死來作為論據幫助申明觀點；對步騭的“孔明欲效儀、秦之舌，遊說東吳耶？”之論棄之不理，而從蘇、張二人豪傑本色入手，轉守為攻；對薛綜則厲聲責問：“薛敬文安得出此無父無君之言乎！”諸葛亮抓住儒者鼓吹忠孝為本的特點，以“君父”兩個正大堂皇的字眼喝倒薛綜，實在是擊到了對手的致命之處，薛綜自然“滿面羞慚”；對陸績，諸葛亮以不溫不火的語調反唇相譏，指出其以出身論英雄的荒誕不經，使陸績語塞。而對嚴峻的“治何經典”之法，諸葛亮只以三句話回應，首先認為“尋章摘句”者為“世之腐儒”，並不能“興邦立事”；既而舉例，伊尹、姜子牙、張良、陳平、鄧 、“皆有匡扶宇宙之才”，而並未死鑽書本；最後總括為“舞文弄墨”只是書生所為。短短數語，有理有據，在一連串的古聖今賢的列舉中反襯出書生的無用，從而使以治經典為榮的嚴 低頭喪氣。
詳略的不同、論辯方法的不同顯示出諸葛亮的機動靈活，詳答老辣者，略對淺薄者，揮揮灑灑，左右逢源，喜笑怒罵，皆成文章，著實令人歎服。
四、語勢磅礴
整個論辯過程中，諸葛亮語勢磅礴，使對方懾服於他的語言威力，只有招架之功，而無反擊之力。這一點突出體現在他的反問語氣的運用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