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部分 (第2/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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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局把這7個方案分析、匯總之後,最終拿出了一個“四建築方案”上報:廣場兩側的建築為國家大劇院、歷史博物館、萬人大會堂和革命博物館,兩兩相對分立於人民英雄紀念碑東西兩側。四座建築各自獨立,佔地面積均為150米×220米,體型都是東西長、南北短。
不料,這個方案連北京市委這一關都沒過去,問題就出在了大劇院的位置上。
在規劃局的這個方案中,國家大劇院恰好是大會堂的“對門”。據說,方案向市委彙報時,時任市政府秘書長的賈星五就明確表示:“國家大劇院不能對著大會堂,要拿出廣場。”很快,規劃局便接到正式通知,為突出天安門廣場的政治意義,國家大劇院要遷出廣場,移到大會堂西面。
大劇院的意外遷出,倒使廣場內的建築佈局逐漸明朗了起來:西邊安排萬人大會堂,革命、歷史博物館則合二為一,放在廣場東邊——今天人們提到天安門廣場,總愛說建築佈局是按照中國傳統的“左祖右社”來安排的,然而遍查當年的文獻資料,並沒有任何證據顯示這個思路曾經影響了天安門廣場的規劃。“左祖右社”的佈局,更多是有賴於大劇院的“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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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瑞卿:拆我的樓,我有意見(1)
“下一輪設計,我希望看到廣場基本成形。”周恩來明確說出這句話的時候,是1958年的9月底,距離10週年大慶只剩下整整一年。
除了定下“左祖右社”之外,大會堂與博物館的具體位置在哪裡,佔地面積有多大……都還是未知數,“成形”又談何容易?
此時一個意外發生的小插曲,卻在無形中“逼”規劃局劃定了廣場的建設用地。
北京道路的一大特點就是東西向幹道多,南北向幹道少。據說,天安門廣場在規劃之初,曾經想打通南池子和南長街的延長線,向南一直與前三門大街連通,避免改建後的天安門廣場變成市中心的交通樞紐。且這兩條線打通後,大會堂和博物館背後就有了環繞的道路,遇到重大活動時也便於疏散人流。
不巧的是,1958年公安部的新辦公樓剛剛落成,這棟大樓正好“壓”在南池子的延長線上。9月底,萬里在一次理髮時遇到了時任公安部長的羅瑞卿,也許是聽到了什麼“風聲”,還沒等萬里說出北京市的想法,羅瑞卿就“先發制人”笑著說:“你拆我的樓也可以,但是我有意見。”萬里怎樣去調和矛盾我們不得而知,只是一直到今天,南長街的延長線也沒被打通。而廣場東側博物館的建設用地,就只能從公安部的西牆外開始划起了。
廣場500米的寬度早已確定,這樣一算,東西方向留給博物館的寬度就只剩下了區區140米,博物館的體型只能是南北長東西短了。為求對稱,西側的大會堂也照此辦理。兩棟建築就此確定了建設用地規模:140米×270米。
在這37800平方米的土地上,究竟將出現一座怎樣的建築?參與大會堂設計的建築師們發揮了無窮的創意,有采用中國傳統琉璃瓦頂子的,有采用攢尖頂“大帽子”式的,甚至還有很超前的設計,把大會堂設計成了完全透明的一個“玻璃盒子”……
與“百花齊放”的外立面設計相對應的是,在大會堂的內部設計上,建築師們被死死鉗住了手腳。
從初稿到定稿,大會堂的設計方案足足進行了7輪評比論證:叫大家來的時候只說做一個萬人大禮堂,第二輪就加入了5000人的大宴會廳,第三輪,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樓也加了進來……建築師們苦心設計的方案,往往轉天就被全盤推翻。最令人頭疼的是,大會堂的功能被不斷擴充,建築面積卻不能相應增加,“最多7萬平方米,一點也不能放寬”——這個數字,中央“咬”得很死。
7萬平方米,就算只做一個萬人大禮堂,平攤到每個座位也不過是7平方米的面積,尚且不及平均每座13平方米的首都劇場,更何況還要建大宴會廳和常委會辦公樓呢?建築師們都說,大會堂的設計簡直是“螺螄殼裡做道場”,“戴著鐐銬跳舞”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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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瑞卿:拆我的樓,我有意見(2)
果然,大家“精打細算”做出來的設計受到了外交部禮賓司近乎刻薄的批評。因為面積所限,所有方案都把宴會廳安排在了大會堂的一層。禮賓司認為,這樣設計貴賓進門之後沒有迴旋餘地,沒有休息場所,立刻“登堂入室”,顯得過於寒酸,把國宴場所搞成了“大灶食堂”。另外,從大會堂正門一進去就是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