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記憶:紀事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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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中，廣場上都沒出現萬人大會堂的影子。只有1號和6號方案為大會堂預留了空間——卻放在了南長街的南側對景上，正是今天國家大劇院的位置。

市委領導明確表示：“突出政治，大劇院要拿出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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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0天建起大會堂（2）

由於沒有一個令所有人都信服的方案，天安門廣場的規劃一直是“紙上談兵”，直到1958年的秋天，這件事陡然被賦予了不同尋常的政治意義。

1958年9月5日，時任北京市副市長的萬里在市政府傳達了中央關於籌備慶祝新中國成立１０週年的通知——即建好萬人大會堂、革命博物館、歷史博物館、國家大劇院、軍事博物館、科技館、藝術展覽館、民族文化宮、農業展覽館，加上原有的工業展覽館（即北京展覽館）共十大公共建築。所謂的“十大建築”概念就這樣產生了，但稍加留意就會發現，這份名單中並沒有我們通常認為的北京站和民族飯店，將近50年後才真正竣工的國家大劇院卻赫然在列。

今天我們總習慣把“十大建築”中的大多數歸為“俄式建築”之列，其實，“十大建築”設計與天安門廣場規劃的過程中沒留下一點蘇聯人的痕跡——“國慶工程”開始的時候，參與規劃的蘇聯專家已經全部撤出了。

“不是有人不相信我們能自己建設現代化國家嗎？老認為我們這也不行那也不行嗎？我們一定要爭這口氣，用行動和事實做出回答。”在北京市國慶工程動員大會上，萬里的話擲地有聲。

此時距離1959年的國慶節只剩下不到400天。全憑中國人自己，在400天內建起10座莊嚴美觀、經得起時間考驗的建築，這個任務究竟有多難？對比一下同期世界上其他著名建築的施工時間就會明白——紐約聯合國總部大廈用了7年，日內瓦“萬國宮”用了8年，比“十大建築”只晚一年開工的悉尼歌劇院則足足建了14年。

關鍵時刻，中國人“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傳統又一次發揮了作用。北京市政府隨即以中國建築學會的名義向全國建築界發出邀請——短短3天之內，來自全國17個省市的30多位頂級建築師就雲集北京，在他們的名單上，我們幾乎看到了中國建築史上所有最光彩奪目的名字：梁思成、楊廷寶、張開濟、吳良鏞……

大師們要做的，不只是“十大建築”的設計，還有天安門廣場的規劃——根據中央的意見，“十大建築”中至少有三座，即萬人大會堂、革命博物館和歷史博物館要安排在天安門廣場之內，它們的設計與廣場規劃也就成了密不可分的一個整體。

當時的北京市規劃管理局負責所有國慶工程方案的稽核和匯總工作。據曾參加過大會堂方案設計的陶宗震先生回憶，此時經過中央和北京市領導的討論，天安門廣場的大致輪廓已經確定了：廣場南北長800米、東西寬500米，正好符合黃金分割率——據說，500米的寬度是1956年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聽彭真彙報廣場規劃時親自定下來的；從人民大會堂北牆到中山公園南牆間的距離則為180米。

380天建起大會堂（3）

500米×800米，這是什麼概念？——相當於5個巴黎協和廣場、4個半莫斯科紅場或者40個威尼斯的聖馬可廣場。在如此巨大的空間內做設計，整個世界建築史上根本無章可循。

何況，天安門廣場的意義不僅僅是一座城市的中心廣場那樣簡單。廣場規劃剛一啟動，“都規委”的副主任佟錚就把一位解放軍軍官帶到了規劃局。此人名叫辛毅，是電影《停戰以後》的編劇，參與指揮過國慶遊行。辛毅給天安門廣場規劃提了三點要求：一、廣場和長安街要無軌無線；二、路面要經得住60噸重的坦克；三、道路和廣場要求“一塊板”，不能有任何“溝溝坎坎”。

於是，西單與六部口之間的古建築雙塔和經過天安門的電車軌道都被拆除了，長安街邊所有的架空線也改走地下——北京的第一條地下管線走廊就此誕生。而許多年後人們才知道，“無軌無線”不僅是出於遊行###的考慮——“緊急時刻，長安街上要能起降飛機”。

好在，除了這些功能性要求，中央和北京市沒有在廣場形式和建設用地規模上做出任何限制。建築師們大膽放開手腳，沒過幾天就拿出了7種方案。這些方案充滿了不拘一格的想象，有一種甚至設計拆去正陽門城樓和箭樓，在此位置上建設萬人大會堂……值得注意的是，7個方案無一例外，全都將國家大劇院安排在了天安門廣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