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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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鎛開啟總理審定的那張設計圖，馬上發現彭真的要求不可能實現——圖紙上，萬人大禮堂被設計成了圓形，按每個座位最少佔平方米計算，大禮堂的第一層最多能容下2750個座位，與彭真要求的3500個相差甚遠。
張鎛立刻拿起圖紙找到趙冬日，想商量著在大禮堂的形狀上做些修改。趙冬日的回答卻給了張鎛當頭一棒——“圓形是周總理親自定下來的，輕易不好變動。”的確，在大會堂設計的前幾輪，“總理要求做成圓形”是建築師們中間流行的說法，也不光是市規劃局，幾乎所有方案都把大禮堂設計成了圓形。趙冬日給張鎛出了個主意：一層觀眾席壓縮每座平方米的硬指標，再把其餘的6000多個座位安排在三層挑臺上。
憑著多年的經驗，不用畫圖，張鎛也知道趙冬日的建議不可行：大禮堂是圓形，挑臺自然是月牙形，這種形狀越往後座位越難排列，挑臺的層數不能多，否則就太高太陡了。張鎛一直拖到10月31日，才把“三層挑臺四層座位”的大禮堂平面施工圖勉強做了出來，在這張圖紙上，大禮堂第四層座位的俯角已經達到了“危險”的30度。
時間轉眼就進入了1958年的11月，大會堂的施工速度十分驚人，馬上就要推進到萬人大禮堂的部分了——再不更改設計，觀眾席很可能成為大禮堂最大的一個安全隱患。張鎛心急如焚，卻無計可施。
一天，在大會堂西南角施工的工人挖出了幾塊鵝卵石。最初誰也沒在意，不料挖出的石頭卻越來越多——漸漸地，一條古老的河道竟顯現在大家面前。有見多識廣的工人說，這條河道在廣場東邊公安部大樓施工的時候也出現過，怕引起地面沉降，公安部還特別做了兩層鋼筋混凝土的地下室——這個方法在大會堂卻行不通，由於面積太大，工期又太緊，大會堂根本沒有地坪下的深地下室，只做了井字形的剛性基礎鋼筋混凝土牆來支撐整個結構。
羅瑞卿：拆我的樓，我有意見（5）
據侯仁之先生考證，這條兩度“神秘”出現在天安門廣場上的古老河道，就是遼、金時期的永定河故道。誰能想到將近1000年後，搖擺不定的“無定河”又給施工中的大會堂帶來了一系列的“不確定”——由於一時找不出防沉降的有效方法，大會堂工程被迫暫停了。
施工的停滯倒為張鎛贏得了寶貴的時間。就在大家著手製定防沉降措施的這幾天裡，市建院院長沈勃陪同彭真從外地回到了北京。張鎛向自己的領導訴說苦惱時，身為國慶工程負責人之一的沈勃告訴他，所謂“圓形大禮堂”的指示，竟然是誤傳。
總理做指示的時候沈勃就在當場，其實，周恩來的原話是“後牆兩側用圓角向前圍合”，並沒有具體要求做成某種形狀，“圓形”不過是以訛傳訛罷了。至於張鎛硬著頭皮做出來的方案，更被沈勃斷然否決：“體育場把看臺做成27度的俯角就已經很陡了，30度的角，肯定不行！”
沈勃隨即叫上趙冬日和張鎛，重新商議大禮堂的觀眾席設計。最終，大家決定挑臺控制在兩層比較合適，不夠的座位，則用取消一層部分過道的方法“找”回來。從最終的施工圖上看，觀眾席的平面形狀也發生了改變，成了接近扇形的樣子。
此時，永定河故道上的防沉降措施已經做好，大會堂的施工擺脫“出師不利”的陰影，繼續以驚人的高速推進了下去。
剛鬆了一口氣的張鎛不會想到，此刻，一封來自他的恩師梁思成的“抗議信”，已經悄然擺在了周恩來的辦公桌上。
梁思成提出質疑：“把一個孩子按原比例放大，就是個大人了？”
大會堂的面積從7萬平方米擴大到17萬平方米，幾乎是一夜之間的事。因為時間倉促，最終確定的17萬平方米方案從來沒有交給專家論證過，一時間，京滬兩地建築界的專家學者對此議論紛紛，書面意見雪片一般飛到了總理的面前，幾乎所有的矛頭都指向了大會堂的這個“大”字。
為了向大家解釋清楚，平息這場爭論，1958年11月初，周恩來在御河橋交際處——也就是當年袁世凱簽署“二十一條”的地點，召開了擴大的專家會議。
“放大一倍”和“中央大廳”本是周恩來選中規劃局方案的兩大關鍵，卻成了會上專家們抨擊的中心。梁思成首先拿起筆，在總理面前畫了個大頭小身子的小孩兒形象，“把一個孩子按比例放大一倍，他也不是個大人，大會堂就犯了‘小孩兒放大’的毛病。”梁思成說，羅馬的聖彼得大教堂也用了“尺度放大”法，人一進去立刻覺得自己微不足道，彷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