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部分 (第2/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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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巨人國”。這樣的方法用來表現神權無可非議，用在“人民性”第一的大會堂上就很不適宜了。
羅瑞卿：拆我的樓，我有意見（6）
至於中央大廳，用北京工業設計院總建築師王華彬教授的話說就是“大而無當”，“從大門走到大禮堂一共要經過五道門，有多少亮光都被擋在外面了，中央大廳竟然有180根柱子，既無用又擋光。光線不足就要依靠人工採光，又是一筆浪費”。
面對專家們連珠炮似的質疑，周恩來沒有從正面回應。“聖彼得教堂是神權社會的產物，有意識使教徒進入之後感覺天主偉大、自身渺小。我們不同，人民是國家的主人，大會堂空間、體型、面積擴大一倍之後同樣要注意由內而外體現‘平易近人’四字，不要故弄玄虛，讓人成了物的奴隸”。
實際上，對於大會堂的“大”，張鎛從純建築學的角度做出過很有說服力的解釋。他說，大會堂的龐大體型是由廣場的超大面積決定的，因為從來沒有在如此巨大的空間中安排建築的先例，大會堂的“放大一倍”也只是種大膽的嘗試。唯一能確定的是，在特大空間運用“正常尺度”的建築物是有失敗先例的——偽滿洲國曾經在長春郊外建了自己的首腦機關，一個又深又寬的廣場，卻在兩廂排列了一串普通大小的西洋古典柱式石建築。不但襯得廣場空曠荒蕪，更顯得房子“小鼻子小眼”十分寒酸。“其實每棟建築單看都不錯，放在廣場上整體考量就顯得很難看了”。
關於“大”的爭論剛剛告一段落，梁思成又對大會堂的整體風格提出了更加尖銳的批評。他說，建築分為四種——中而新、中而古、西而新、西而古，對於中國的現代建築來說，最不可取的就是“西而古”。可大會堂幾乎是個文藝復興建築的“復刻版”，“不要以為在細部加上幾個斗拱、琉璃、彩畫，它的風格就成了中國的”。
這一次，周恩來的回答更為巧妙，他舉的還是個建築學的例子：“塔就是印度傳來的，經過幾千年本土化的發展，反而成了最有代表性的中國建築之一。我們中華民族之所以偉大，就在於善於吸收他人經驗，活學活用。在大會堂的建築風格上，我們不能被狹隘的民族情結限制住，應該提倡‘中外古今，一切精華，含包並蓄，皆為我用’。”
緊接著，周恩來給在座的專家講了個“畫菩薩”的故事：早年間的菩薩是印度人的形象，還有兩撇鬍子，老百姓都不滿意。畫師於是張畫於市，自己躲在畫後偷聽評論，經過反覆修改，才成就了今天“不男不女”的“中國菩薩”模樣，終為大眾所接受——和那句“一年建成五年修”對照起來，似乎更能體會周恩來講這個故事的深意。
周恩來最後說，受客觀條件所限，現在對大會堂設計的要求只剩下一個了，那就是“一萬人開會五千人用餐八個月蓋完”。如果大家仍舊有意見，“好在我們的建設量會很大，可以在別處再試，這裡就不必再動了吧”。
羅瑞卿：拆我的樓，我有意見（7）
周恩來站在政治高度的一番誠懇表白最終平息了對於大會堂的爭議，隨著時間的推移，大會堂和天安門廣場的“大”也漸漸得到了專家們的認可。幾年之後，梁思成在一篇文章中這樣寫道：“新的社會制度和新的政治生活的要求改變了中國建築史的尺度概念，當然，這種新概念並沒有忽視‘生物的人’的尺度，也沒有忽視廣場上雄偉的天安門的尺度。在這種新的尺度概念下，1958年9月，中國的建築師們集體建設了廣場和它兩側的兩座建築物。”
周恩來說：“‘落霞孤鶩’這一句，應該對大禮堂的設計有所啟發。”
爭論雖然暫時平息，專家的意見卻也給建築師們敲響了警鐘——從聖彼得大教堂到紫禁城，無論古今中外，大空間、大體量從來就是為了襯托高高在上的威儀，我們的大會堂卻要讓每一個普通人走進它的時候，都感覺自己像個主人——這對矛盾如何解決？建築史上找不到答案。
大會堂17萬平方米的建築面積，一個萬人大禮堂就佔去了將近１/２——一間能裝進整個天安門城樓的大屋子，怎樣才能讓所有人都看得見、聽得清？如何在保證頂棚絕對安全的同時，還不讓人產生壓抑感？張鎛幾乎請教了所有相關領域的專家，大家卻眾口一詞——太難。中科院的馬大猷教授甚至撂下這麼一句話：“人均空間6立方米是聲學處理的極限，大禮堂平均每人9立方米，要能都聽得清，那叫世界奇蹟。”
無奈之下，1958年12月初，張鎛又一次敲開了西花廳的大門。
聽罷彙報，周恩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