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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手太晚了。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猶太人馬上就開始對遇難者資料進行調查，而我們對於南京大屠殺的研究，直到上世紀80年代才真正開始。
新中國成立以後，由於種種原因，民國史處於歷史研究的禁區，而作為民國史一部分的南京大屠殺，也從人們的視野中消失了。
在上世紀60年代，南京大學歷史系的高興祖老師曾組織學生進行過南京大屠殺的研究和倖存者尋訪，並且出了一個在校內流通的研究報告小集子。由於史料和歷史條件的限制，現在看來，那次研究的學術價值並不高，它的意義更多的是作為一種標誌。
直到上世紀80年代初，日本右翼勢力否認南京大屠殺，篡改教科書事件發生以後，南京學界才重新開始面對這段歷史。
湮沒在證人證言中的名字
《名錄》的編輯作開始以後，編輯們首先從歷次對倖存者的調查開始尋找線索。
對於倖存者最早的調查始於1945年。抗戰剛剛結束，為了向東京法庭和南京法庭舉證，也為對日索賠作準備，南京國民政府曾面向廣大市民調查抗戰人口和財產損失。當時很多工作人員下到各個街道，向南京市民下發調查表格。同時也有不少市民向政府呈文，述說自家的遭遇。
由於這次調查主要是向東京法庭和南京法庭舉證，做得並不全面。當時的報告書稱，“涉及名譽赧然不宣者有之，事過境遷人去樓空者有之，生死不明無從探悉者尤有之，故此五百餘件均系經極大困難所訪得。”
但這些證人證言中，還是留下了一大批遇難者和倖存者的名字。
在一份1946年6月15日由市民袁福生向南京法庭提供的證言裡，編輯們看到了高大有遇難的經過：
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十六日，敵寇入城之際，餘因經濟窘困未及逃避，同屋高大有因不忍傢俱什件被劫，卒未離去。當日下午，即有日兵數人持槍敲擊屋門，餘恐波及生命，立即躲藏屋內蓄米箱內。同屋高大有則因年邁動作遲緩，前往開門，不意日寇進門怒容滿面，向高大有喃喃責問，高因不懂日語，被數人捆綁椅上，以槍擊斃。餘蹲箱內見此情形，幾乎昏絕。
而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593—27敵人罪行調查表之七，編輯者們也看到了關於高大有的記錄。於是，這個叫高大有的遇難者被收錄在名錄中。
另一份由市民葛家永在1945年9月27日致南京市政府的呈文中，編輯看到了5名被日軍殺害雙親的孤兒悲慘的經歷。呈文這樣寫道：
具呈報人葛家永，現年十九歲，南京人，暫住潤德里二號之一附戶親屬處。緣因民國二十六年，南京淪陷，當時生父葛傳經，年四十一歲，不幸被日敵暴兵殺死，生母張氏、外婆共計三人同歸於盡。難民家前住長樂路小心橋三號，家內衣履、器具等等物件，被敵搶燒一空，該房屋成為荒地種菜，此損害重大，不堪悽慘，遺留下我兄弟妹小五口。難民當年十一歲，二弟家炎九歲（啞巴），三弟三歲，大妹家貞七歲，二妹家芳五歲，此五小口苦孩，全奈我姑父母撫養，救濟生命存世者……
葛傳經以及其妻葛張氏和其丈母，也被收錄在《遇難者名錄》中。
就這樣，編輯們一點一滴地從這些60年前的資料中，積累著遇難者和倖存者的名字。
1949年後的兩次調查（1）
《名錄》中更多的資料來源於新中國成立後做的兩次調查。南京市先後在1984年、1997年做過兩次大規模的大屠殺倖存者尋訪活動。這兩次尋訪工作，可謂是搶救性的。但是，在一些歷史學家看來，這兩次調查的方式，並不讓人滿意。
1984年3月，“南京大屠殺”史料編輯委員會開展了一次為期5個月的倖存者調查。江蘇省社科院研究員孫宅巍還記得那次調查的範圍很大，“是普查的形式。對南京10個城近郊區55歲以上的人都進行了調查。”參加調查的工作人員由南京市各區縣機關、文化館、街道的工作人員組成，也包括部分學校的師生。當時發現了1756名倖存者，形成的證言更是觸目驚心。
倖存者唐廣普描述了他從日軍集體屠殺中死裡逃生的經歷。當時，15歲的唐廣普是中央軍的一名士兵。日軍攻入到南京後，他與兩萬多被俘士兵和平民被日軍趕到上元門大窪子江灘。日本兵用整匹整匹的布撕成布條，開始綁人，從早上4點鐘一直綁到下午4點。然後，日本兵讓他們一排排坐下。晚上###點，日本兵開始屠殺了。他回憶：“機槍一響，我就躺倒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