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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20分鐘後，機槍停了。我右肩頭被打傷也沒有知覺，死屍堆積在我身上，特別重。5分鐘後，機槍又開始掃射。過了一陣子，日軍上來用刺刀刺，用木棒打，最後用稻草撒在石榴樹上，用汽油一澆就燒起來了。”這時，他從死人堆裡掙扎著爬出來。而那次大屠殺，他只看到一名倖存者，姓諸。
調查中，雖然倖存者的基本資訊都具備，但是從專業角度看，孫宅巍認為那些口述記錄做得非常業餘。“除了這些基本資訊，還應該問到受難者當時的感受，後來的生活，以及災難對其日後生活的影響等情況。但是，這次調查並沒有涉及。”孫宅巍認為，這主要是緣於調查者水平的問題，參加調查的人大多數缺乏相關的歷史知識和採訪技巧。倖存者大多文化水平不高，且時隔多年，沒有采訪者的良好採訪技巧是很難描述出生動場景的。
調查者的業餘性，也是後來幾次尋訪中最大的問題。
1997年，南京市教育局與日本友好團體合作，組織南京11個區縣的14000多名高中生對倖存者進行尋訪。4個學生作為一個小組，對南京70歲以上老人進行地毯式尋訪。活動之前，教育局給每個小組配備了錄音機、照相機，甚至還給了衝膠捲的經費。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特意組織教師代表進行培訓，告訴他們如何提問，如何筆錄。
但調查的結果卻令他們非常失望，研究部主任梁強回憶，那些中學生的報告5成以上非常粗糙，對一件事的敘述不完整，時空觀念混亂，有的連倖存者的年齡、受害地點、受害方式都沒有，“只是含糊地說，死了。調查中幾個重要的時間、地點資訊不詳，就無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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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後的兩次調查（2）
編輯《名錄》時，這些調查表著實讓編輯者頭疼。顏玉凡記得，有的調查表字跡非常潦草，她經常要拿著表請館裡的同事幫助辨認。“有時候，前文字來是‘他’，不知道為什麼就變成‘她’了。記錄中還有很多宏觀的描述，像‘我們家門前堆滿了屍體’，但有效資訊很少
